汪洛 | 父亲汪厚基

 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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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汪厚基

汪洛

我的父亲名叫汪也塘，号汪厚基，也就是汪曾祺笔下《徙》中高雪的丈夫，高北溟的女婿。父亲是高先生的得意高足，上学时年年都是级长（现在的班长）。按古话说，父亲命硬，一生娶了三房妻子。第一任因生我姐姐难产而死，第二任妻子高雪，因产后抑郁加肺病而亡，第三任妻子就是我母亲，生了我一个。父亲尤其擅长书法，汪曾祺叔叔（按家谱排序）81年回邮时见到我在红旗中学任教的哥哥说：“你父亲在大城市就是一个书法家，太可惜了。”

父亲年轻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穿着西装革履，上衣口袋挂着一只金怀表，冬天一身灰呢长大衣。父亲的弟妹较多，在爷爷汪辅臣的眼中唯有我父亲是个能干最靠得住的人。当时家有400多亩良田和连锁碾米厂，还开有汪德大米店，碾米厂设备和米店的房屋设计都是我父亲一手策划。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上大学，可爷爷唯有这件事坚决不肯。中学毕业后，就把我父亲关在家里，无论怎样哭闹、绝食都不行，后逼他学中医，并从淮阴请了个老中医在家教他，因非他所愿，所以学成后也医术平平。他常常遗憾地和我说：“班上多少成绩远不及我的人都上了大学，有的成了建筑师。”好在我的儿子（他的外孙）完成了他的夙愿成了建筑工程师。全国解放后，他在甘垛卫生院工作，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来回做帮船，一年回来三到四次。

64年社教工作组给他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我的父亲和母亲低头站在板凳上，当时气氛很严肃而热烈，口号声不时地响起，“打倒地主份子汪也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回家后两人默默无语，两眼相对后，我母亲说：“不要放在心上，想开些，又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只是形势所逼。”然后倒了一小杯酒对我父亲说：“你喝吧。”父亲说，“我会挺过这个坎的。”文革后，宣布父亲摘掉地主帽子。父亲当时泪流满面，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父母相濡以沫，从不抱怨父亲在外界带给她的种种伤害。我父亲深爱已故的妻子高雪并珍藏照片终生。我母亲特地替他把照片用绸布包起来再绣上花边，生怕把照片磨坏。

父亲生性善良，宽厚待人，对家人也一样。哥嫂有意见时，总是批评哥哥，我和我爱人如果闹意见，他一定说我不对。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宽让窄，和为贵，与人相处，吃点亏，不要紧。

解放后，我哥哥在镇江中学上高三，我父亲意见是要我哥哥考医科大学或理工科大学，无奈因德智体全面发展三好生被大连海军军官学校选中，我父亲只好默然答应。那时候刚解放，不唯成分论，我家年年都贴上“光荣人家”的牌子。上了三年后因成分问题一杆到底。没有一技之长的哥哥只能到乡村中学教书。姐姐在杨大毕业，分到射阳化工厂。文革时我二十几岁响应国家号召而下放农村，家庭情况就是这样，也成了难以出嫁的大姑娘，我们家门口一个青年在水泵厂工作，他看上了我，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对方原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家，后来家道中落，母亲嫌他家穷，父亲语重心长地用平和的口吻对我说；“洛子，这可是你一辈子的终生大事，你要想好，以后的日子比较艰苦。我也知道他喜欢的是知识分子。我说：“我想到了。”知道他的身份影响了我，有些内疚。他好像又在安慰我，他家的人品还不错，以后有困难回家说一声，你要他家派人来谈吧。为女儿以后的出嫁留下面子。父亲能为女儿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我心里有点酸酸的。父亲在家一言九鼎，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文革后我哥哥收到了军校补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姐姐也是高级工程师，我和我爱人努力工作，生活还不错。父亲享年八十三岁，我想他在天之灵也会觉得宽慰吧。

本文是由父亲节所联想到我那父亲坎坷的一生，来纪念他，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