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厚基一共有三个儿女，哥哥汪柯，姐姐汪涓，还有我。
父亲替我哥起的“柯”的名字，好像就注定他一辈子坎坎坷坷。我哥在高三时，因是三好生，被大连海军军官学校选中，他到大连军校后，想家、想学校师生。当时老师就叫班上的同学写信给他，要他在大连军校安心学习，报效祖国。很多同学都在写信，我嫂嫂也在其中，久而久之，就有了他们长期单独写信的机会，从而确定了恋爱关系。年轻的哥哥穿着海军军服，穿着藏青蓝呢大衣，军帽后面有两根飘带随风飘动，显得特别英俊潇洒。后来因为家里的成分问题，我哥哥被清理了下来，一杆到底，被下放到乡村做中学教师，月工资32元。我嫂嫂是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上海一个很不错的53中学教书，我嫂嫂月工资是58元。当时有人替我嫂嫂介绍了几个条件都不错的对象，都被我嫂嫂拒绝了。她说：“我喜欢汪柯，他人好，品德也好。”那是一个粮食特别紧张的62年寒假，我哥对我说：“洛子，和我到车站去接你的新嫂嫂。”那时候的车站在运河堤上，当我第一次见到我嫂嫂时，她打着两根长长的辫子，亭亭玉立，穿着大方得体，一笑两个米窝，一看就像一个文静的老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爸爸好不容易从甘垛乡下带回猪肉、鱼、米，请来家里至亲简简单单办了几桌喜酒，就算结婚了。婚后，我嫂嫂就回到上海，后来有了孩子，早上嫂嫂要把小孩送到一个老奶奶家托管，晚上再把小孩接回家。她教初三毕业班，晚上回家还要批改作业、备课，平时还好，娘儿俩有个病痛就遭罪大了。七岁的时候，我嫂嫂生病，我侄女就上街买菜了。我哥哥就负责丈母娘的生活费16元。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高邮乡下，到了寒暑假方能回家团聚。为了这样的团聚，我哥哥平时就开始积攒下来购买一些农副产品，尤其到了寒假，要过春节了，大包小包，天亮坐到天黑十几个小时，赶汽车，转汽车，挤公交，车子上挤挤撞撞，他们两个人的辛苦可想而知。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住房非常紧张，我嫂嫂学校分了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卫生间、厨房间共用。随着我侄女长大，我哥哥放假到上海，我侄女就睡到床底下，头在外面，身体在里面，想起这些情景，让人心痛。异地分居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嫂嫂原任教长，后任虹口区教育局局长，一天他在街上看到我嫂嫂问：“朱应谷，汪柯现在在哪里？”我嫂嫂说在高邮。他说，现在国家有政策，知识分子分居十年就可以调到一起了。在这位局长的热心帮助下，我哥哥调到上海一个大专学校工作。唉......总算在一起了！
姐姐汪娟在扬大毕业，她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分配时，班主任悄悄问她，现在南京有个分配名额，你去不去。我姐姐说：“我要到北边去，最好到宿迁。如果没有宿迁，要分配到靠近宿迁的地方。”为什么呢？我姐姐是有原因的。我姐妈妈因为生她难产而死，没有奶吃，爸爸就托人替她找了个奶妈。奶妈非常善良，待她如己出，再说我爸爸又准备结婚了，所以她始终不肯回家。我爸爸就给奶妈贴她的伙食费，奶妈家门口有个姓陈的男青年，和姐姐一起长大，两小无猜，性格相投，就好上了。姓陈的青年上的是中专，于我姐姐前一年分配到宿迁，所以我姐姐一定要去那里。老师说宿迁没有名额，射阳有一个名额。我姐姐就说到射阳，分到射阳后，可惜有情人并未成眷属。那个姓陈的青年因吃不惯北方的杂粮和面食，而此时粮店的一个小姑娘看上他，对他分外照顾。我姐姐分到射阳后，他又不敢告诉我姐姐，实在不能再隐瞒了（此时那姑娘已经有了身孕了）。我姐姐如五雷轰顶，非常伤心，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和当地一位供电局的工作人员结婚，我姐姐在射阳制药厂工作直至退休。
我是老三届毕业生，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下放农村，加上爸爸的地主帽子，虽然别人都说我长得不错（脸红）。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很少有人问津，后来和家门口在水泵厂工作的一位青年工人结婚。他勤劳能干，有上进心，后来在水泵厂精加工一车间做主任。
现在想来，那种纯真唯美的爱情好像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哥嫂异地分居二十多年，条件再艰苦也不离不弃。姐姐为爱情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姓陈的对她的背叛，她依然选择原谅。那个年代的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体现地淋漓尽致。
汪厚基的儿女们在那个年代个个都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和婚姻，但他的孙辈们却赶上了大好的幸福时光，个个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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