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大师与方舟子在辩论
王世保:
记者：为何要研究中医原创思维？
王琦：思维科学是以思维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当今世界前沿科学之一，已成为各国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原创思维是思维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层面。现今，在对创新要求更加强烈的时代，原创思维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创思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与进步的灵魂之所在。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的原创思维，就会失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思维，是东方特色的原创性思维。研究和构建中医原创思维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原创思维：国家进步的灵魂——王琦教授谈中医原创思维研究”《 光明日报》（ 2012年06月11日13 版）
王世保:
这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来源”。
王世保:
记者：请您阐述一下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王琦：我们提出中医原创思维是以“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即中医学的“象数观—形神观—一元观”。
——摘自“原创思维：国家进步的灵魂——王琦教授谈中医原创思维研究”《 光明日报》（ 2012年06月11日13 版）
王世保:
这是“中医原创思维”的“内涵”。
王世保:
大家可以从王琦大师对自己构建的概念解读了解一下“中医原创思维”的来源与内涵。
王世保:
大师对“中医原创思维”背景的阐述可以用简明的等式来表达，即“创新+中医思维=中医原创思维”。大师很会用科技的热点来为自己的研究进行伪饰。
王世保:
创新本就是中医思维的功能，不仅中医思维具有原创功能，西医和科学思维也有原创功能，所以用这种思维的功能在思维前面做定语，就好比“会走路的人”。问“中医原创思维是什么”，就好比问“会走路的人是什么”。
王世保:
创新是设置的眼障，而中医思维的研究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已经被前人做过。一旦将其用“创新”伪饰起来，整出个“中医原创思维”，就立即点石成金，让这个概念放出无比夺目的光芒。
王世保:
从大师对这个概念内涵的解读来看，他连什么是思维方式，什么是基本理论都没搞清楚，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一锅糊涂粥。
王世保:
中医的基础理论来自阴阳五行理论，中医思维本就在阴阳五行理论里。每个民族的元理论框架，也就是世界观，与其思维方式是共生一体的。所以探索中医的思维方式，就是探索阴阳五行理论的思维方式，而阴阳五行理论的思维方式在《周易》里面阐释的非常清楚，就是那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王世保: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也阐明了中国人研究自然的方式，即形象思维和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
王世保:
所以王琦大师构建的那个华丽的概念“中医原创思维”就是形象思维，它以物象为基本元素，通过物象之间的比类来认识自然物的属性以及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联系。
王世保:
王琦大师所说的“取象运数”只是形象思维的活动方式之一，而“形神一体，气为一元”则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所以他给予“中医原创思维”所下的定义基本是不成立的。
王世保:
大师就是这样拿着时代的研究热点，构建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概念，然后将其塞进去一些混乱的内容。
陈家功:
“原创思维”，是现代汉语语境对中医思维的一种称谓，也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试图释义中医思维，这是从东方文化外部的看法。如果受众——认识的主体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就不存在“原创思维”这样的说辞。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创思维”是个伪概念，也是有道理的。同理，“形象思维”，或者简称“象思维”，也是现代汉语语境，即站在西方文化立场的称谓。受众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中医的思维是“体用”。体用，是东方文化独有的认识论，建立了东方文化自己的思维模式。
陈国权:
我认为，王琦大师的“中医原创思维”是伪传中医。
王世保:
中医的思维方式就是形象思维，它对认识的自然万物不做任何破坏，所以能够精准地反映万物之间的在自然分布秩序下的整体联系。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思维，它是运用纯粹的抽象概念和符号在抽象时空里建构抽象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思维因为抽象化而具有对认识对象异化的特征，因原子论的本体论而对认识对象进行解构，所以科学用还原的逻辑思维始终是在将认识对象从自然整体中解构割离出来。科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对接上的。
王世保:
王琦大师将基于对科学创新所产生的幻觉投向于中医，力求想从思维方式层面去沟通中医与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王世保:
这个概念就是基于当下科学创新的幻觉产生的。
陈国权:
陈国权认为，之所以说王琦大师是伪传中医，是因为他有着科学的先入之见，王琦大师是带着科学的有色眼镜看中医，带着科学见解、偏见在研究和解构中医。中医真传几个字，虚传就会有万卷书！
赑:
科学≠正确≠真理
王世保:
许多阐释中医思维特征的专著将中医思维称为“象思维”，其实没有形象思维这个名词表达的更加准确。《易传》中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古人观天法地，所以要取天地之形象以命名。形象思维在古代是隐而不显的，古人日用而不知。只是到了近代，面对从西方传入的西医和科学，中医人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开始自觉地意识到中医的思维方式。由于近现代中国已经全面走向西化，尤其是受到理性主义文化对思维的感性与理性二分法的误导，人们常常把形象思维视为感性思维加以贬低和否定。因此，我们需要将形象思维的本质特征阐明，推动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医家走向思维的自觉。
李源:
比如：东方、春季、风、木、肝胆、酸味、青色。。。等等，这些在“西方思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中华文化里竟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但发生了关系，而且还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产生了至今的巨大影响。。。
陈国权:
科学≠中医，中医≠科学
陈国权:
没必要把中医跟科学赖关系。
王世保:
@草医堂·李源李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很具有代表性，东方、春季、风、木、肝胆、酸味和青色等这些事物从逻辑思维方式来看，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它们从形象思维来看，则是一组共时性的整体，具有同一时空的自然整体联系。方位是东方，时间是春季，天上对应的星辰是岁星，人类对应的肝胆，万物对应的是风、木、酸味和青色等。这种形象思维能够通过物象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能够充分反映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自然规律。
赑:
易经说的很明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王世保:
@赑 这些现象也是自然物之间具有整体性联系的体现。它是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所看不到的。
陈家功:
中医学理论结构与构造，析而言之，曰“心物一元”、“养生寿人”、“防病治病”，三大板块体用第次嵌套；合而言之，曰“阴阳”。临床上，医家以“心物一元”为体，“养生寿人”、“防病治病”为之用。身心疾病——常见病、多发病的转归，在五运六气背景下，是三大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三大因素指的是“医家”、“病家”和“手段”。手段包括砭、针、灸、按摩、汤药、导引等。具体的操作，医家指导病家做什么、怎么做，改变病家的不良行为习惯，以解决病因；医家选择使用必要的手段，以缓解病症的痛苦。医家及手段都是外在因素，只能影响结果，但不能够决定结果。当然，病家没有医家的指导，很难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病因就得不到解决，手段的帮助，只是加快病家痛苦的缓解。病症的缓解，如果只强调药物等手段的价值作用，则并非中医学思维，属于西医学观念。作为中医家，单纯强调疗效，是疾病医学观念，矮化了中医学，因为，疗效是以疾病为前提的。中医学的价值核心，在观念不在技能。若以“上工，中工，下工”区分的话，疗效充其量属于“下工”范畴。诚然，没有疗效的话，就免谈中医学了。
陈家功:
中医也好，科学也罢，都是文化的一种形态，真实存在着，但它无形无象，不可言说。既然如此又何以知之？都是通过人的作用而显现出来的，离开了人，则无以显现。体用观念，文化——中医或科学为“体”，人为文化之“用”。中医、科学都是以人为载体存在、呈现和流传。由此可知，一个人的言行便是“中医”、“科学”的外用，是文化的播放器。所有的关于文化争义，都是“播放器”造成的，与文化本身——“体”无关。播放出来的，都是“播放器”识别后的结果。播放器如何识别“中医”、“科学”，与“中医”、“科学”本身无关，与播放器储备——认知度有关。现实中，播放器播放出来的多为西方文化“先入之见”，这是话语权作用的结果。
陈家功:
关于“体用”
体用是东方文化独有的、重要的认识论。体用建构了东方文化思维，是认识、接受东方文化唯一途径，是打开中华文化宝藏大门金钥匙。何谓体用？南怀瑾先生有一个讲解，“体在哪里见？在用上见，在相上见，有用有现象，体的功能在其矣！譬如，人会讲话，但能讲话的不是语言，也不是嘴巴，是人的生命会讲话。（生命）在哪里看见呢？就在他的讲话上，讲话是他的相，现象是体的用，所以体是在相和用上见的，离开了相和用，虽然有体，却不可见，不可说，无形无相。实际上‘体、相、用’是一个东西”
王世保:
我一直在强调中医是春夏秋冬四季和东南西北四方自然时空的知识体系，而科学是点线面抽象时空的知识体系。有了上面的阐述，中医和科学的这种差异应该比较明了。
陈家功:
关于现代汉与文言（古代汉语）的区别与关系，高玉先生的研究成果颇有新意，是一种清晰的认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从根本上是两套语言系统。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变革而衍生出来的一套语言系统，是同一文字系统但不是同一语言系统。现代汉语在词汇上大量借用西方的词汇，这是现代汉语从根本上——在思想上，不同于古代汉语最根本的原因。
这里关键是“欧化词汇”。欧化词汇本质上是为翻译西方概念而造出来的，其不论是新创造的，还是借用古代白话词汇和文言文词汇。虽然是汉语方式，但本质上却是西方的。比如本文所讲的“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的例子。从思想的角度看，“欧化词汇”其实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即物质性名词和思想性名词。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逻辑”、“理性”等，是文化思想层面的。这些词汇虽然不是很多，但它对中国现代思想以至整个现代历史的影响却非常大。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巨大并最终造成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分道扬镳。
从词汇上说，现代汉语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来源，首先是西方的，其次是中国古代的，第三是按正常的规律增生的。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白话与文言之间大致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关系:古代汉语包括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文言文最初也是口语，后来作为书面语而定型下来就成为文言文。古代白话和文言在思想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主要是工具层面的不同，文言主要在上层使用，白话则主要在下层使用，文言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而白话主要运用于日常生活，其使用的范围和人员决定了白话一般不使用文言中的思想词汇，或者至少文言文中的思想词汇不构成白话词汇的主体。相反，文言则比较多地吸收白话中的思想词汇，所以，从工具和思想两个方面来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具有包容性。
现代汉语在形式上是白话，但它和古代汉语中的白话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代白话主要在工具层面上，而现代白话作为现代汉语的主体，具有强烈的现代思想性。比如“科学”、“民主”这些概念就是典型的白话词语，但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词语的增加，它显然表现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现代汉语表面上是话语方式的变化，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语言即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新的语言系统的最终形成就标志着新的文化类型的最终形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具体问题上接受了新的语言体系，最根本的是接受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才从总体上接受新文化从而改变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接受了新的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就是接受了新的文化本身。
单从文化上看，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说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优越，中西文化有如人的性格，只有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没有优劣之分。
从思想的层面来说，现代汉语的最大特点是现代性，表现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就是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构成了现代汉语的“主题词”。正是这些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改变了汉语的言说方式并从而改变了汉语的语言体系。
现代化语影响了我们思想的底色，由思想而建立的西方文化话语权，李春阳在《白话文化运动的危机》的陈述一点都不暧昧:
我们没有看到存在于语言中的权力，因为我们忘记了每一种语言是一种分类，而分类是强制性的。
白话文运动之初，一些快炙人口的文献中，隐藏着许多被当时和后来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段落。历史总是通过压制一种声音放大另一种声音来选择方向的。
“汉语殖民地化”、“汉语自我次殖民化”的说法没有冤屈白话文运动。因为它并不是殖民主义势力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而是国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崇洋心理所造成的自觉行为，把它称为“自我殖民地化”也许更恰如其分些。
从现代教育入手的中华民族新生代，大部分并不觉得“空洞而生硬，凌厉而决断”，是现代汉语教育下的通病。
新文化运动从文言语言文字变革入手，旨在破坏与文言语言文字相联系的东方文化价值系统和情感系统，切割东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二千年的依存关系，使得东方文化的观念与方法丧失流传的主体。
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成功的；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东方文化的流传发生了严重断层，是空前的灾难；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新文化运动利弊并存，其利，成功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华民族驾驭物质能力的提升，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其弊，否定、摧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弃儒家精神食粮，降低人生境界，倡导“自由”——纵欲的社会公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丧失殆尽，科技成为满足“纵欲”的有力工具，“纵欲”与“科技”媾和，重构人格，沦丧道德，促使今世之人情愿与不情愿滑向禽兽；其弊无形，其利有形，短期利大于弊，长期弊大于利。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历史效果，变更了中华民族的话语权，西方文化话权替代东方文化话语权。
赑:
对，现代汉语是借用古汉字表达西方唯物世界观的一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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