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因为它建基于现代汉语，亦即视觉化汉语和能够表达超验世界之汉语的综合体，但更主要是建基于视觉化汉语。古诗和新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言说的媒介变了；媒介和人构成的关系，彻底改变了诗之长相和颜值。欧阳江河有一首长诗，名曰《玻璃工厂》，堪称视觉化汉语诗歌之杰作：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在同一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汉语的视觉化甚至直接等同于科学。他们喜欢说：这个事情不科学，那个事情很科学。最近一百多年来，科学（science）在中国不是名词，在它被称为赛先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上升为形容词；一百年来对科学的崇拜，究其实质，乃是对视觉化汉语的崇拜。“看”所拥有的精确性、客观性和分析性，被认作视觉化汉语的核心和要的。欧阳江河深知其间的奥妙：“一片响声之后，汉字变得简单。/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但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欧阳江河：《汉英之间》）《玻璃工厂》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言说，恰好是对“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的绝佳呼应，是对这种状况的上好体现：“正是玻璃的透明特性，才导致了处于同一张玻璃两边那两个'看见’互相'看见’了对方的'看见’，甚至相互'看见’了对方的被'看见’。在此，不存在被巴赫金称颂的'视觉的余额’；而'看见’，尤其是被'看见’，也算不上对某种情态、事态或物态的直观呈现，而是扎扎实实的分析，因为至少是被'看见’的那个'被’，拥有更多非直观的特性。所谓'看见’的，也不是对面那个'看见’的表面，而是'看见’了对面那个'看见’的内里，以及那个'看见’的内部或脏腑，正所谓'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但尤其是'象征的’——'被’字正是对'象征的’的准确解释。”这种样态的表达方式和言说伎俩，乃视觉化汉语诗篇之专利。作为对比，不妨“看看”杜甫在如何“看”、怎样在“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里的意象全是视觉性的，也就是说，是“看”但更是直观的产物。如前所述，味觉化汉语的思维方式也是味觉化的。贡华南甚至认为，最晚从汉代开始，汉语已经把汉语使用者的所有感官彻底味觉化了。至今仍然存乎于中国人口语中的语词诸如玩味、品味、乏味、有味、无味、况味等等，透露出的含义无非是：应该事事尽皆有味，应该物物尽皆有味；或者：万物都可以被味所定义。古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每一首诗肯定有它明确的意义，比如杜甫的这首《绝句》。古人在玩味诗作，在品读词赋时，不仅要准确理解诗词歌赋传达出的意义（亦即它到底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准确理解语言背后那层没有被明确说出来的意味。前者可以被称之为解义，后者可以被名之为解味；前者可以“意会”，后者则难以“言传”。理解诗的意味比破译诗的意义更加重要；解味远胜于解义。不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而是其“味”自现。与欧阳江河在《玻璃工厂》中的表现刚好相左、相悖，杜子美在观看黄鹂、翠柳、白鹭、青天、窗、西岭、千秋雪，门、东吴、万里船的时候，他的视觉早已被味觉化了。对于被味觉化汉语所把控的杜工部而言，他只需要看（亦即有所看），再把看到的写出来，就算完事，因为于此之间，诗“味”已经被味觉化汉语成功地锁闭在诗行之中，相当于厨师经油炸，将鲜味锁闭在食物自身组建的囚牢之中。但此等情形在欧阳江河那里就不那么行得通了，因为此公早已被视觉化汉语所把控。欧阳江河不仅要像杜甫那样有所看，还要看见自己正在看。前者（亦即杜甫及其《绝句》）可以被称之为“看-物”，后者（亦即欧阳江河和他的《玻璃工厂》）则有必要被称之为“看-看”。这就是说，视觉化汉语写就的诗作不但要看和在看，还要看到它此时正在看。这个过程或模式可以被表述为：“我看见我正在看”，或曰“自己看见看见”。“自己看见看见”或“我看见我正在看”在双倍地突出视觉；这种性质的突出能反思或监视“我正在看……”。因此，它能保证“我正在看……”的精确与客观。惟有秉持这种样态的科学精神，新诗才能把发生于现代中国的现代经验描述清楚。
无论是味觉化汉语（古代汉语），还是视觉化汉语（现代汉语），归根到底还是汉语。既然是汉语，就一定有其基因层面上无法被根除、不可以被撼动的成分。作为商朝旧臣，箕子很诚恳地规劝革命成功的周武王要顺天应命，不得逆物性行事，否则，万事没有不败之理。这可以被认作味觉化汉语中感叹语气的隐蔽来源。事实上，说汉语的古人无论是谈论真理、命运，还是言说其他一切可以被言说的物、事、情、人时，都倾向于感叹：赞颂美好的事物、惋惜时光的消逝、哀叹生活的艰辛、为多舛的命运痛哭（痛哭可以被视作感叹的极端化）……如此等等。感叹来自对天命的顺从；生活再艰辛，命运再多难，也只是足够令人惋惜、哀叹，甚或痛哭，却绝不是放弃，更何况孔子的“贤哉！回也”之叹。张载说得精简有加：“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这句话把箕子口中的那个“顺”字，解说得极为清楚和生动。顺天应命者首先要懂得天命；懂得天命而顺应天命，就不再是消极的行为，也跟投降、放弃无关，毕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作为天命曾被许多人主动认领。因此，顺天应命促成感叹并且值得为之感叹，而不是促成或导致激烈、愤怒的反抗，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极少悲剧（《桃花扇》、《窦娥冤》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感叹由此成为味觉化汉语的基因与遗传密码，却并不因视觉化大规模进驻汉语而消失殆尽，毕竟味觉成分不可能被视觉成分所全歼。即使是集视觉化汉语之大成的《玻璃工厂》，也不能免于遗传密码和基因对它的感染——
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 感叹虽然藏得很深，毕竟可以被有心人所辨识。再回“见山是山”之境
味觉化汉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以诚为其自身之伦理。“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在味觉化汉语的心心念念中，倘若没有汉语自身之诚和它必须仰赖的君子之诚，万物将不复存在，因为“诚者”（亦即至诚之君子）不但要成为他自己（“成己”），更重要的是成就万物（“成物”），亦即帮助万物成为万物。这就是得到味觉化汉语全力支持的创世-成物说，一种彻底无神论的创世-成物理论，必定会令各种型号的有神论者侧目和震惊。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汉文明强调至诚君子必须加入到天地的运行之中，唯其如此，才算尽到了君子的义务，也才称得上顺应了君子被授予的天命。
很容易理解，能够成就万物的君子，一定不是儿童，他的言说必定充满了成年人的况味和沧桑感。因此，感叹着的味觉化汉语，注定没有童年；以感叹为基因和遗传密码的味觉化汉语，注定不会有清脆的嗓音。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孔子才会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才会说：“天长地久……”。因为成物之难，沧桑嗓音有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如下句式：呜呼！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这种沧桑着的况味作为积淀物或基因，并不因视觉大规模进驻汉语而惨遭全歼。此处不妨以钱钟书和李金发为例，来论说这个至关重要却长期以来被隐藏的问题。1933年，时年23岁的钱钟书写有一首七律：“鸡黄驹白过如驰，欲绊余晖计已迟。藏海一身沉亦得，留桑三宿去安之。茫茫难料愁来日，了了虚传忆小时。却待明朝荐樱笋，送春不与订归期。”（钱钟书：《春尽日雨未已》）1923年，时年同样23岁的李金发写道：“感谢这手与足/虽然尚少/但既觉够了，/昔日武士披着甲/……我有革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生羽么，太多事了啊。”（李金发：《题自写像》）为什么两个如此年轻的人，却写出了如此老气横秋的诗作？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最好和最有力量的解释也许是：他们都不自觉地受制于汉语自带的沧桑感；他们的写作在这个方面显然是无意识的；这对于以视觉化汉语来营建诗篇的李金发而言，情形尤其如此。除了诗作，还有来自生活中的更多例证。据说，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有人问他：假如你即将去世，你想对这个世界说什么呢？沈从文回答道：我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1940年代物价飞涨，朱安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变卖鲁迅生前购买的珍本、善本聊以为生。有人责怪她不该如此轻慢地处理鲁迅的遗物。朱安说：难道我不是鲁迅的遗物吗？朱天文的父亲1949年携家逃亡台湾，多年来一直租房子住。朱天文很奇怪有能力买房的父亲何以不买房。父亲说：难道我们就不回去了吗（指回中国大陆）？无论是说古代汉语的中国人，还是说现代汉语的中国人，都不难理解：上述三人三句饱经沧桑之言，与其说来自于他们（或她们）的沧桑经历，不如说汉语自带的沧桑况味给了他们（或她们）如此言说的机会，尤其是如此言说的能力和底气。而能够“成己”以“成物”的人不仅是成人，还一定是惜物者：物由他出不得不爱惜万物。正所谓“仁者，爱人”；也有所谓“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样的人，有理由倾向于以悲悯的口吻对万物发言，以悲悯的语气诉说万事万物。因此，它更有可能支持这样的句式：噫吁嚱，万物尽难陪（朱庆馀：《早梅》）。味觉化汉语的感叹本质，亦即味觉化汉语的基因与遗传密码，正具体地落实于沧桑语气和悲悯口吻之上，却并不因视觉高度侵占味觉的地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复存在。李洱在其长篇小说《应物兄》中如是写道：
缓慢，浑浊，寥廓，你看不见它的波涛，却能听见它的涛声。这是黄河，这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黄河自此汤汤东去，渐成地上悬河。如前所述，它的南边就是嵩岳，那是地球上最早从海水中露出的陆地，后来成了儒道释三教荟萃之处，香客麋集之所。这是黄河，它的涛声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间缓缓奏响，如巨石在梦境的最深处滚动。这是黄河，它从莽莽昆仑走来，从斑斓的《山海经》神话中走来，它穿过《诗经》的十五国风，向大海奔去。因为它穿越了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和散曲，所以如果侧耳细听，你就能在波浪翻身的声音中，听到宫商角徵羽的韵律。这是黄河，它比所有的时间都悠久，比所有的空间都寥廓。但那涌动着的浑厚和磅礴中，仿佛又有着无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 应物兄突然想哭。
无限沧桑，尽在大型排比句后被单独排列的“应物兄突然想哭”之中；对黄河的无限悲悯，也尽在“应物兄突然想哭”之中。这让令人生厌的排比句——亦即语言中的纳粹的丑陋的正步走——居然显得极有分量，极其感人。这段话有能力给出启示录一般的暗示：一百年来，汉语被高度视觉化而变得越来越理性、坚硬，甚至变得无情无义后，有必要也有能力重新恢复汉语本有的沧桑况味、本有的悲悯和柔软，亦即在“见山不是山”很久之后带着视觉化汉语赋予的礼物，重返“见山是山”的境地，然后伙同视觉化汉语更好地表达当下中国的现实，让文学能更好地抚慰人心。深通其间精义的李洱不像欧阳江河那样，借助视觉化汉语的分析性能进入事物内部敲诈事物；他更愿意满怀复杂的况味去关爱事物，以悲悯的心肠去抚摸事物。
一般来说，语言有两种：一种是说明性的，比如电器、药品的说明书，只需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另一种是文学性的。文学语言不仅要说明事物，把事情说清楚，还要让读者关注、留心语言本身，亦即让读者指向语言自身（language calling attention to itself）。经过白话文运动之后，视觉化汉语有能力将所有可以说的问题说清楚，只不过说清楚是一回事，说得好或漂亮是另一回事。杜子美和曹雪芹在使用味觉化汉语抒情、叙事时，不但把事情说清楚了，还说得非常好，现代汉语至今尚在路上；不能指望年轻的视觉化汉语在表达任何一种物、事、情、人时既清楚又好，虽然既清楚又好是视觉化汉语值得追求的最高目标。昌耀有一首名曰《紫金冠》的短诗，全文如下——
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我喜悦。如果有神启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仆卧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当热夜以漫长的痉挛触杀我九岁的生命力我在昏热中向壁承饮到的那股沁凉是紫金冠。当白昼透出花环，当不战而胜，与剑柄垂直而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我不学而能的人性觉醒是紫金冠。我无虑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不可穷尽的高峻或冷寂惟有紫金冠。
这首诗表述得既清楚又好，堪称十分罕见，也极为打眼。在《紫金冠》当中，意在准确地状物、写心的分析性句式比比皆是，沧桑感和悲悯情怀“'寓’公”那般“暗'寓’”其间；视觉化汉语和味觉化汉语相互杂糅、彼此委身相向，由此踏上了从“见山不是山”到再次“见山是山”的艰难旅程，令人感动和侧目。仰仗这段珍贵的旅途，昌耀有能力纵容现代汉语纵容它自己：把一切无法描摹的美好事物都大胆地命名为紫荆冠；紫金冠则可以被视为再次“见山是山”的物质见证。这正是昌耀的湖南同乡张枣特别想说的话：“现代汉语已经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现代，当然，这还只是它作为一门现代语言表面上的成熟，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勾联起来。”现代汉语已经能描摹一切无法描摹的事物；紫金冠正是现代汉语“更深的成熟”的象征，刚健、有力，既有金石之声，又有金石的坚硬，却不乏因悲悯和沧桑带来的温柔和善解人意。这应当被目之为视觉化汉语再次征用味觉化汉语后，产生的质变。这种语言在感叹语气的帮助下，有确凿的能力像古代汉语那样表达智慧——
我在峰顶观天下，自视甚高；普天之下，我不作第二人想；日出只在我眼中，别无他人看到；日落也是我一人的：我走出身体，向下飞，什么也触不到。我才是世上第一个不死的人。（宋炜：《登高》）
从这首伟大的短诗中，看不出丝毫的矫情、狂妄和造作。读者通过“日出只在我眼中”、“日落也是我一个人的”这两个诗行，反倒可以很轻易地窥见：宋炜对太阳极尽宠爱之能事；仰仗再次归来的感叹，尤其是感叹的具体样态（悲悯与沧桑），可以让宋炜立于不死——而非仅仅不败——的境地。除了不幸谢世甚至过早谢世的昌耀、张枣，还有为汉语新诗正活跃着的宋炜、蒋浩、赵野、西渡、桑克等人，都在很自觉地向味觉化汉语靠拢，向感叹（悲悯与沧桑）致敬，在带着视觉化汉语赋予他们的珍贵礼物，而再次走向“见山是山”之境地。这保证了他们的作品既具有扎扎实实的现代性，又保证了他们的诗作不乏华夏传统给予的滋润而显得足够的中国化，却一点不像海峡对面的余光中。后者一直在以古人的心态和身份书写新诗，在以假冒的味觉化汉语铺叙一个现代的古人之情。
本文为作者新著《自我诗学》弁言节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丨 敬文东，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学术著作多部以及小说、诗歌、散文作品面世。主要有《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等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作品集。曾获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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