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人杨政出生于农历1967年深冬，超出了阳历1967年可以管控的边界；他挥霍童年、少年于四川省江油县，略早于百十公里外的我落草在人间。江油虽是弹丸小地，却是成都周边一个了不得的地方：古有大诗人李白，近有大骗子海灯、严新，现有型号、体量、容貌尽皆不可小觑的诗人杨政——他们终将载入不断加厚的《江油志》。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令人侧目的年份很多很多，1967年却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不太可能成为界碑式的时刻。但对于以1967年为出发地的人，却是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刻度，标志性的光阴建筑。单就诗歌写作那方面来说，长于杨政十多岁的那拨人，因全程经历过革命的疾风骤雨，途经众多要命或不要命的年份，要脸或不要脸的岁月，早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在其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诗歌狂徒、诗歌荣誉的自我加冕者、敢说敢干者、心狠手辣却面不改色甚或面带笑容者。他们在算计利益方面严于设防、斤斤计较，在猎取功名方面个个多有心机，人人智勇双全，时刻准备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大腕”差不多主要就是为这伙人备下的名号，但也正好跟“流氓”的语义恰相等同。年幼于杨政十多岁的那些人，一出生，就迎头撞上了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游戏，那是漫无边际的经济性骗人勾当以及地沟油，无缘于革命波涛的直接洗礼或冲刷。他们因此更有机会成为打折的内敛者、适度的羞涩者、机会主义者、和平主义性质的投机取巧者、不曾见识过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但终归是些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渴望中的小日子过得既殷实，又平静。看吧，散步时松松垮垮的小肚腩，美容店里的拉皮术，脖子上的玛瑙或翡翠，金耳环，客厅里边弹钢琴边哭泣的胖小子或小女孩……满可以，也愿意为殷实、平静和平庸的幸福作证。多光鲜的小日子啊，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啥干系呢。
杨政那种饱满、张扬、自知限度、暗藏理想，却少有张狂的个性，与作为出发地的1967年有很大的关系。那一年，像“将飞而未翔”（曹植语）的鸟儿一般，革命正处于它富有“包孕性”的时刻：高潮已过，谷底未到，各种难以料想的变数被“包孕”其间，成为一个大时代之关节的主旨，或内涵。在杨政起初匀速，很快就得以加速成长的日子里，革命几经挣扎，几经转换，终不免盛极而衰，人老珠黄，因而奔波游走于疲软的道途，直至假装性——更应该说成冬眠性——地寿终正寝。1976年，革命例假一般总算告一段落，杨政则刚过总角之年，对革命及其拥戴的红色仅有模糊的记忆，只有松散而未曾聚焦的激情，距离青春期的腥气或性成熟的麝香味，尚有一段不算遥远的路程。在其后万花筒一般的日子里，杨政惊讶地发现，日子本身在拼命加速，好像被幻化着赋予了新内涵；令人奇怪的是，暂告一段落的革命并没有在日子的加速中，忘却它自身的逻辑——问题并不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的那样，“总是出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因此，小杨政必须亲自认领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预先赋予的自我本质：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早在1989年4月，青年杨政，也就是那个现役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成都写下了一首对他本人而言很可能不太重要的诗篇，题作《回忆十年前的夏天》：
哦，欢呼的夏天，我的梦幻和红领巾
你多像一幅狂妄的蜡笔画
冲进天空睡思昏沉的蓝色眼睛
……
我和你，就像忘川河面泛起的金色沉渣
正从礁石和衰草间浮出邪恶的脑袋
为这个夏天献上一支无畏的歌曲！
情形或许足够让人惊讶和欣慰：在江油，杨政不足十二岁时（即1979年），已隐隐约约懂得了“红领巾”和“狂妄的蜡笔画”、“金色沉渣”、“邪恶的脑袋”之间既相互矛盾，又必然出现和必须存在的奇异关系，并于十年后，在濯锦江边的成都得到强化。意象间被有意设置的矛盾，是这首小诗的外部造型；“红领巾”和反“红领巾”性质的诸多意象间构成的紧张关系，则给了外部造型用以支撑诗篇成其为诗篇所必需的力量。最终，让这首小诗得以稳稳站立，很结实，很丰腴，有少年青葱的肱二头肌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清香味。而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忘川”，充满颓败、腐朽气息的“衰草”，恰是革命与红色严厉痛斥的意象，是红色与革命严防死守的什物，是毒品，有损于革命本有的——但主要是自夸的——那种高度的纯洁性。杨政小小年级，就在小城江油暗生反骨，怂恿它们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拼凑成“一支无畏的歌曲”，并追认革命英烈一般，追认给了1979年的夏天。而那个夏天的实质和秘密，那个夏天的神色和体态，依诗中所述，正好是反对预先被赋予的自我本质；杨政雀毛未萌，竟然无师自通，愣是提前搞“醒豁”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含义。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有言：“真正的出生地是人们第一次把理智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地方。”真应该恭喜杨政，贺喜杨政，因为他很可能当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能亲眼目击自己再生之地和再生之时的幸运者。
这就是说，农历1967年出生的杨政，跟原教旨意义上的革命理想主义只可能轻度有染，却与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在深度中互通往来，在广度上交换彼此。前者搞得他很是不爽；他确实无法接受一件未经同意，便硬砸在他手中的东西，并且这东西还真的不容易抛出去，像已经点燃了的手雷，既危险，又令人尴尬。因此，他更乐于在1989年写就的某首诗篇中，报复性地设置互相对骂的意象以泄私愤。这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油城郊的农妇彼此对骂，既有我四川女人特有的那种热情洋溢，还配有前仰后合的肢体语言，既夸张，又在表达上恰到好处——看起来，杨政对诗篇内部的平衡，对诗篇渴求的充沛中气，很早就有通透、清澈的认识。而与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互通往来、交换彼此，似乎能让杨政主动选择自己的本质，成为他特想成为的那种人。究竟要经过多少年的磨砺，杨政才有能力弄明白：这个地地道道的幻觉实在具有欺人太甚的傲慢性，却首先是以引诱者的面目现身于世，甜美、香艳，无法被青春期特有的腥味所拒绝。就在杨政亲眼目睹再生自己的那条产道之后不久，出于对引诱者的回应，他开始了对自我内涵的憧憬，像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恋爱，但更像春天催促花蕊敲开花瓣，短促、眨眼即逝而又哈气若兰，却在从容中，圆融了无端端的性急和焦躁。
但憧憬的最初阶段是羞涩的、躲闪的，杨政的诗句应该不会撒谎：“我来不及长成一个人/一个唱歌的儿童，或者/一个无所畏惧的少年”（杨政：《蝉》）原因说起来倒是超级简单：彼时的杨政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需要什么；知道什么东西令他不爽，却不知道让他安逸和巴适的东西是什么，在何处。自我固然始于知道不要什么东西之时，却终于需要之物被找到的那一刻，也就是“第一次把理智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地方”。短暂的游弋、躲闪和羞涩后，是成长的迅猛，是青春期充满自信的暴力与张狂，是反光和发烫的皮肤：“我驾起木船冲锋，如同脱弦而去的自由音符/迎向漫天的巨型鸥，漫卷的白战袍……/迎向骇人的，钢铁的鳄鱼嘴……/迎向诗歌狂喜的形式……”（杨政：《湖荡》）但更主要是“迎向诗歌狂喜的形式”，因为在此时，诗歌跟杨政需要寻找的自我内涵恰相等同；诗歌的模糊性，正对应于、直至等同于希望与憧憬的朦胧性。或者：“自由音符”、“巨型鸥”、“白战袍”、“铁的鳄鱼嘴”……不过是“诗歌狂喜的形式”的不同侧面，不同变脸，却没有确切或固定的自我形象，像一盘散开的花瓣，沾满了无所用心的露水。
让自以为再生的杨政始料未及的是：后革命时代并未放弃那场需要全民深度参与的国家游戏。这游戏规模宏大，耗时长久，至少少年杨政没有能力看到其尽头——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命运、气质、写作的方向与气味，都得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国家游戏中寻找答案。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杨政也许再生了，革命却未必从自己的冬眠或春秋大梦中醒过神来。例假来临前总是安静的，小肚子疼痛暂时处于潜伏状态。因此，两者（杨政和革命）间相互扑空的情形不仅是必然的，还是连续不断的，甚至是终身的。和百十公里外的我大同小异，杨政一边成长，一边既主动目击，也被动参与了这场游戏：每个站在讲台前的宣讲者，几乎都知道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不相信他之所讲；而每个台下的听讲者，几乎都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宣讲者相信自己之所讲。但这个心照不宣的国际笑话，却有必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以便维持某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喜剧效应。而喜剧效应的目的之一，乃是继续召唤杨政等人认领他们被预先赋予的自我内涵，哪怕真戏假做也在所不惜——当然必须得是真戏假做喽。事后，杨政在回忆中，对此有过使小性子一样的诘问：“当宇宙黑暗的铁幕关闭/谁曾经是我？一个狂想/一个伪装成舞蹈的幻影。”（杨政：《小木偶》）但这等哀而不伤的小性子，只有在充任对自我的怀疑时才算有效，对确认自我派不上丝毫用场——就这样，早醒的少年杨政遭逢了自己成长的烦恼。
比杨政年长十几岁的那伙人长期浸淫于革命与红色，与众多鼓胀的年份相互纠缠，彼此成就，长时间深陷于国家游戏，并曾不无热情地参与该游戏，他们转换自我内涵的渴求因此比谁都强烈。令人倍感滑稽的是：这伙人后来在诗歌写作中对红色与革命的反叛愈甚，受革命理想主义或国家游戏的报复就愈严厉、愈坚决——牛顿第三定律的变态形式来得格外及时，格外富有喜剧效应。事隔（或时隔）三十多年后，今天的读者很容易从北岛的《回答》中，找到在党旗前举拳宣誓的感觉；也不难从杨炼豪迈、大气的《诺日朗》中，辨认出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革命激情，以及与这种激情两相般配的口吻、呼吸、节律，甚至构词法，甚至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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