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
内容提要 《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其三是《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汉书；五行志；历史价值
《汉书?五行志》凡五卷，它系统地记载了自《春秋》记事起至西汉末年间的自然灾异现象和其间历代学者的相关解释。由于其中充斥着大量“推阴阳、言灾异”的内容，所以此志受到历代诸多学者的冷遇和批评。唐代刘知几《史通》有“汉书五行志错误”和“汉书五行志杂驳”两篇，批评态度比较激烈，其后南宋郑樵《通志?总序》、近代梁启超《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当代柴德赓《史籍举要》等均有深刻论述。但是，《五行志》是以一定的记事为依托，因而也保存了大量极有历史价值的材料。
一、《五行志》保存了大量自然科技史的原始材料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奇异现象，其中许多材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技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志所记从时间上自春秋至西汉末年，空间包括西汉统辖的广大区域，所记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天文、地学、气象、生命现象、科学技术、昆虫等方面均有涉猎，其中仅自然现象的材料就有200余条，怪异现象50余条，包括地震、日食、水灾、旱灾、雹灾、蝗灾、怪雨、太阳黑子、陨石、男女转化、冶炼事故等。有些材料已引起相关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如记载太阳黑子的“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把太阳黑子的位置和时间叙述得很详尽，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 。综观《汉书?五行志》有关自然科学史的记载，可归纳为：
一是有关奇异天气现象的记载。如：“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类似的记载还有“雨草”、“雨血”、“酸雨”、“雨黄尘”等奇异天象的记载，这些自然现象在当时确实难以理解，但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可以认识的自然现象。其他如旱灾、霜灾、雹灾等记载，则是研究中国气象史的重要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史也有参考价值。
二是有关奇异生命现象的记载。其中包括毛孩、联体婴儿等许多奇异的生理、生命现象。毛孩如《五行志》转录《左传》的一条材料：“鲁襄公时，宋有生女赤而毛，弃之堤下。”联体婴儿如：元始元年“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三是有关天文等自然现象的记载。有关天象的记载非常丰富，日食、月蚀、彗星、太阳黑子、陨石等均有记载。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除上述所举外还有“汉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黑君仄，大如弹丸”，类似的记载要早于欧洲八百多年。关于陨石的记载共11次，“两月重现”的材料共有8条。四是有关地震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关于地震的记载也很丰富，还记录了地震时的一系列奇特的反常现象，如“有大声如钟鸣”、“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等，当代科学证明，这些奇异现象应该是地震前的预兆。五是关于冶炼事故的记载。关于冶炼故事的记录有两则，这两条记载说明了西汉时期冶铁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和冶炼技术中鼓风设备的应用情况。
总之，《五行志》是一篇中国自春秋至西汉末年自然科学技术史的资料汇编，其中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尚有待学者们挖掘和整理。
二、《五行志》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一方面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努力发展社会经济，一方面加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董仲舒“天人感应”为学统的新儒家学说应运而生，“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其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时尚的学术，有刘向刘歆父子、夏侯胜、眭孟、谷永、京房、李寻等人均擅长此道，因而阴阳五行学说在西汉时期便成为了儒家学说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几乎笼罩了整个西汉学坛，成为汉代新儒家学说的主流。顾颉刚曾指出：“汉代人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法的。” 可以说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汉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对当时和以后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行志》对汉儒的这种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一番精心整理征引，不厌其烦地将各家对于自然灾害的解释详细地罗列出来，“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这不仅保存了后已失传的著述和学说，清代李慈铭曾指出：“伏生《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刘向《五行传记》、刘歆《左氏传说》皆幸此志存其梗略，欧阳、大小夏侯之《尚书说》亦可考见一二，盖皆西汉经学大师所遗鳞爪，深可宝也。” 因此，《五行志》在研究西汉乃至春秋思想史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后世学者认为，西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说——天人感应的天下大一统学说，但对于天人感应和天下大一统究竟是如何演义的，则是不太系统明了，而《五行志》则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学名家在这些方面的推演和学说，这为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汉代新儒家学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五行志》每记一事，均附以几种不同的解释，如记春秋时事则说“经曰”（指《尚书?洪范》原文），次列“传曰”（指《洪范五行传》），次列“说曰”（指诸儒的解释），叙述汉代时则用“某某以为”，将几种不同的说法并列于后，这些议论和解释虽荒诞不经，但若将这些记载与《汉书》本传的相关议论相互参照，就可以为我们研究汉代思想史提供参考。以往研究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大抵只就董仲舒一人说事，其余则略而不论，其实，从《五行志》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西汉时期善于推演五行学说的人，除了董仲舒之外，尚大有人在，如上文所说的刘向刘歆父子、大小夏侯、眭孟、谷永、京房、李寻等。同时，两汉时期的学者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演说也是各有不同的，如《尚书?洪范》中五行的次序为水、火、木、金、土，《五行志》中所记则为木、火、土、金、水，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记五行次序相同，班固《白虎通义》所记的五行次序则又变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这种不同的次第关系，究竟是由学者各自对五行内容的认识不同所致，还是与他们各自学说中对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有关呢？这些内容至今尚无确论，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考察。再如《五行志》所记载诸儒对于同一灾异现象的解释往往说法各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或许与他们各自对五行内容的理解有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阴阳五行学说缓慢发展、变化的某些信息。同时，从《五行志》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在西汉时代董仲舒的学说并没有在学术思想上获得独尊的地位，因而在儒家内部才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
总之，《五行志》为汇集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治《春秋》、推演五行学说、论说吉凶祸福的种种不同说法，是我们现今研究西汉思想史的一篇珍贵的史料汇编。
三、《五行志》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古文献学影响深远
《五行志》是班固在《史记》编撰体例基础上的创新，后世之正史多效仿而设“五行”、“符瑞”等志。《五行志》是据汉代的社会实际而特创的史书编纂体例，编纂上也颇有章法，因此它在古文献学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其记述之中杂陈异说、广泛征引的记事、治史方法，一方面为后世的学者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社会思想、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其记事方法对后世文献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论述说：“《五行志》先引经曰一段，是《尚书?洪范》之文；次引传曰一段，是伏生《洪范五行传》文；又次引说曰一段，是欧阳、大小夏侯等说，乃当时立于学官、博士所习者……所采皆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说也。而歆与传说或不同，志亦或合传说而从歆；又采京房《易传》亦甚多，今所传京氏《易传》皆无之，则今所见京氏《易传》已非足本。间亦采眭孟、谷永、李寻之说，眭、谷语略，皆见其传中，寻说则传无之也。” 王氏所论《五行志》对保存历史文献资料居功至伟，已为确论，不再赘述。笔者细览此志，别有所得，兹补论于后： 一是《五行志》每记一事，因诸家之说各异，故数说并存于记，而又别其先后，以列在前者为正说，其方法则是班固以己意折中之。所以，此志看似芜杂重出，而实分主从先后，大致是以董仲舒、刘向、刘歆为主，以京房、夏侯始昌、夏侯胜、谷永、李寻等次之，无主名者又次之。同时，所记又各以序次之先后分正从。如“火不炎上”下“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曰“董仲舒以为”、“刘向以为”、“刘歆以为”；再如“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下则曰“刘向以为”、“董仲舒以为” ，诸种说法都是汉代言灾异者所陈述。其列在前者，班固取为正说；列在后者，则聊备一解；而正说多见于本传。其杂陈诸说的记事方法，却为后世历史记事和历史考证方法的兴起和完善起了一定的发凡起例的作用。
二是《五行志》对所记之事、所述之说进行了一番条理和考证。其中刘歆所传与始昌所传相同者班固不著，异者著文，班固或从始昌所传，或从刘歆所传，或两从之。班固说：“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 由此可知，西汉推演阴阳五行的可分两大流派：一传自夏侯始昌，下至刘向，此是所谓的始昌传；一传自刘歆，与夏侯始昌所传不同，此是所谓的刘歆传。《五行志》未说刘歆受之于何人，大约是刘歆的《五行传》多有自己的发明。“貌传”至“皇极传”则于各家说后，著刘歆所传与说异者，其或从夏侯始昌传，而于刘歆之传的后面则注曰“此说非是”；或从刘歆之传，而于下文例证中则载录符合于刘歆之说者。由此可见，班固在《五行志》中为避免芜杂和重出，确是进行了一番甄别和取舍的。
三是《五行志》所载材料可帮助我们考知《洪范五行传》的真实作者。关于《洪范五行传》的作者，自郑玄以下学界大都认为出于伏生，前引李慈铭、王鸣盛之文皆如此。但《五行志》所引“传曰”云云，皆为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之文，今考之《五行志》及《汉书》中相关之文，《洪范五行传》当出自夏侯始昌。主要依据如下：其一，《尚书?洪范》孔颖达《正义》所引伏生对“五行”的解释，认为五行是生民日用所必须的内容，“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这显然与后来所附会的灾异内容毫不相干。其二，汉代自夏侯始昌始以术数解经义、言灾异，此前之司马子长、班孟坚皆无一语言及灾异。伏生及
弟子张生、欧阳生的时代皆在董仲舒之前。其三，《五行志中之上》说：“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汉书》本传也说： “（夏侯）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夏侯始昌受《尚书》于族叔夏侯都尉，都尉受自伏生弟子张生，但并未言及《洪范五行传》。由此可以推知，在张生、夏侯都尉生活的时期似乎尚未有《洪范五行传》，那么作《洪范五行传》者很有可能就是夏侯始昌。所以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评论中，言及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是以武帝时的董仲舒、夏侯始昌并举。这样，流传近两千年的关于《洪范五行传》著者之误，藉此或可以廓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