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有篇小说,《亲亲土豆》,非常感人。我本来想模仿人家写一篇《亲亲红薯》,一想不对,我不亲红薯,只亲粉条。虽然红薯与粉条是同一样东西:红薯是粉条的前生,粉条是红薯的今世。
现在北方的农闲时节,不打工的农民,可以在家里悠闲的窝上一个冬天。但我小时候,没有农闲之说。冬天不下地,家里的活可就开场了。整整一个冬天,父母都在忙。尤其是父亲,不是下粉条,就是编耙子。来年的种子、化肥、农药,孩子们的学费,七七八八的开销,全指望冬天呢。
下粉条是集体劳动,单家独户做不了,所以在孩子们看来,更有意思。这也是最耗时耗力的活儿。首先,挖呀刨呀,一车一车红薯拉到家里,清洗干净,堆成小山。然后,雇“打渣机”,粉碎红薯。这个活儿得有邻居互帮互助,两三个人不够用。之后,过锣:把粉碎之后的红薯放在细纱锣里,加入清水,用一个木制工具不停的挤压,使红薯中的淀粉随水分渗漏出去。一锣顶多能放二三十斤吧,所以,几千斤红薯要放多少锣,我算不出来。这个活太重,只能男人来干。过完头锣,还要过二锣:把过了一遍锣的红薯渣,再滤一遍,还能滤出少许淀粉。父亲没日没夜的过锣,天还没亮就开始,天很黑了还不结束。
那时父亲多带劲儿啊:三十来岁,两儿一女,日子虽苦,却有盼头。就是那些年,父亲苦干苦省,连着建了两座房,日子虽不拨尖儿,也算兴旺了。后来,弟弟出了事,人生大逆转,十几年都缓不过来。
过锣要大量用水。水从何来?一下一下,从小水井里压上来。家家都有压水井。母亲自然是一天到晚压水;我们三个,只有哥哥能帮点忙,替替母亲。
淀粉和水一起流到一个铺了塑料布的大池子里。不久,淀粉凝结成块。把水舀去,切成块,吊到房顶上晾干,就成了雪白的粉面。之所以吊到房顶上晒,是因为房顶干净,不易混入杂物:哪怕一个小小的草梗树叶混进去,将来粉条上也会鼓起一个疙瘩,影响卖相。房顶上,也免不了高大的榆树上飘来细碎的树叶。那就得拣,拣的越干净越好。
到此为止,一切都还是准备工作。做完这些,也进了九了,天寒地冻。要的就是天寒地冻!一项宏大的工程开始了:下粉条。
下粉条,三两家邻居是不够用了。至少需要以下这些人:一个人,负责烧大锅,锅中水要保持沸腾;至少三个人负责和面,用专门的大磁盆,把粉面反复揉和,直到韧性很强,软硬适中;一个人下粉:右手端瓢,左手轻捶右手腕,和好的粉面均匀的通过的瓢上的小孔抖到锅里;一个人,手持长木棍,在锅里搅拌几下,待粉条熟了,用大笊篱捞出,倒进院子里早就准备好的大盆里,大盆里早已装满了冷水;而院子里,至少有两个人,负责把盆里的粉条捊顺了,搭在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上,再把木棍横放到预先支好的两根横杠上。没有六七个人,这个活儿是铺排不开的。
我们家院子比较大,有好几年是在我家进行的。左邻的堂哥,前街的族兄,西边的族叔,族爷(辈分虽大年龄不大,也不过四五十岁),七八条汉子,开始了精诚合作。这两天下我家的,再过两天下他家的,直到下完为止;有时也转移阵地,下谁家的粉条就在谁家。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看热闹,捞一根刚出锅的粉条吃吃,或者看大人们怎样把一堆粉条弄得顺顺溜溜。中午,大人们去吃饭,我从大盆里揪一块面团,放在锅底的余火上烧。烧好了,又香又筋道;烧不好,变成黑炭球。
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工序还多着呢!粉条刚捊出来,虽然顺了,可是粘在一起;怎样一根一根分开呢?这就是天寒地冻的意义了:先把粉条晾在院子里,在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的低温中,冻成个大冰疙瘩;第二天,再用木棒捶散,粉条就一根一根分开啦。但是,冰疙瘩太硬,捶不动,得想办法。烧一大锅热水,在热水里涮一下,就容易捶开了。但是,即便涮了一下热水,冰疙瘩还是冰冷冰冷的。母亲捶呀捶呀,手都冻木了;热水里泡一下,恢复知觉,继续捶。母亲就是这时落下了病根,后来很多年,大热天也不敢碰冷水。她们那一代人,尤其是女人,不落病根的少。
还没完。捶完之后,等个大晴的天,晒粉条。家家户户都在外面晒,一排一排,非常壮观。我们钻来钻去,如捉迷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拣地上的碎粉条,夹在整把的粉条中。晒干,收起,年前年后卖掉,家里就有了活钱,日子就不愁了。
我对粉条有感情。虽然年年下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粉条,母亲并不舍得给我们吃个够。除了卖钱,也要留一些送人,姑家几斤,舅家几斤,姨家几斤,母亲包好了,父亲一一送去。不给说不过去,给多了也舍不得。太缺钱了。
离开家乡,才知道,粉条有那么多种:藕粉、米粉、土豆粉、大豆粉……最爱的,还是家乡的红薯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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