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杜：冬天让我们反思企业伦理

注自己和企业的不同。企业是企业、法人是法人、自然人是自然人。以前我们认为我追求的、我控制的就是我的，现在则必须了解即使是你控制的，也是有社会属性的，这种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需要修炼的。

• 企业伦理：修身、齐家、治企、为人、退隐

我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学学说的思路进行，也就是没有按照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我感觉这太理想了，也不是当代企业家要追求的人生。我觉得企业家应该做的是“修身、齐家、治企、为人、退隐”，儒家加点法家的思想对于企业家可能更合适。

企业家到了修身齐家治企之后就已经拥有了财富，第四阶段应该是让别人拥有财富，让周边的人能够得到你已得到的东西。三流管理者自己做事，二流管理者是教人做事，一流管理者是让人做事。

企业家只有到了让人做事的阶段，承认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搭平台让周边的人去成功，才能突破亲朋好友的范围，才能调动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让更多的人跟着你或帮你干企业。但是这种曾经全力追求，现在又要出让于他人的心态转变特别难，现实中很多企业家放手让别人干一段不满意，又恢复到自己亲自干，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修炼。其中的要点就是，企业家要学会从自己做事到教别人做事，再转到给别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做事的层次提升。

• 企业伦理与组织制度

根据以上的企业家伦理，我们可以建立起一套企业的组织制度。企业家首先应当是只做事不做人，先在市场上左右拼杀，把事做成；然后是先做事，再做人；再是边做事，边做人；再是先做人，再做事；最后，6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只做人，不做事，企业家做到最高层次就是精神领袖了。像松下幸之助，从一开始做总经理到后来做董事长，再后来退到名誉董事长，70多岁时做顾问，80岁时做名誉顾问。企业家在这种组织制度中层层上进、步步后退，不断让别人做自己原来做的事，让自己退到更高的层次上去，这样就真正把企业家的伦理之路找到了。

 

在企业中，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应当有着不同的企业伦理要求。一个企业底层的人一定要有才：没有才是做不成事的，这部分人不要过于追求有德，因为有德通常不利于竞争；但越往企业的高层越必须有德，我认为有德不是做好事，而是不做坏事，保证不做违反法律法规的、违反公序良俗的事，高层有德才能保证企业长久生存。保证企业生存不是赚钱，而是防备企业出问题。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显示，田文华不能保证高层组织有德，不能理解食品企业产品质量问题是生命线的道理，因此恶性事件一出，道德底线就保证不了，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

 

如果把国学的东西和企业组织结抅联系起来，我认为基层一定是法家，讲求规则制度：有令则行、令行禁止；中层是儒家，强调协调、平衡、合作；高层是道家，追求无为而治，以德治企。每一层有每一层的伦理，且每一层都不可或缺。我相信这种解释比用西方的责权利更有效，中国的企业人更有共鸣。通过将国学与组织结构联系起来，让企业每一层人都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该处理哪些重要关系，明确基层干部、中层干部、高层干部分别应该学习什么，提高哪些方面，从而每一层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在研究伦理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悟”，我给“悟”下了一个科学化的定义：当别人说任何一个格言式的所谓真理时，能否找到这个真理真正适用的前提，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不对。例如诚信，应该思考诚信是怎么来的，然后界定应该怎么做。我对企业管理者做过一些测试发现，人们的行为习惯是：一次交易靠计谋，长期交易靠诚信。一两次的交易或交往，就是斗智斗勇；但长期的交易就是重复博弈了，当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就必须讲诚信。所以，诚信这一伦理原则远非它表面那么简单，讲不讲诚信是有前提条件的，空谈要讲诚信没用。按照这种分析伦理的模式，来研究国学在中国应用的前提，可以避免企业家们对《论语》、《大学》等国学思想的误用，通过将思想的前提条件逻辑化、系统化，使得这些伦理思想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会更客观一些，内心会更平衡一些，做法会更智慧一些。

• 中国式管理

我对中国式管理的思考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对“情、理、法、权”四个字的排序，例如中国的法律、我们日常的交往、商业生意交易都有各自不同的排序，因而也派生出不同的管理方式；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比较西方的管理来知晓中国式管理是什么。比较的结果是我们存在两点差异，一是西方非常讲究信仰，而我们讲究伦理，他们讲究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之外的力量，而我们讲究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即面子和人内心的力量；二是西方在交往交易中非常讲究上帝所定的规则、法律，并以此为准绳来约束彼此，而我们在交往交易中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人脉关系。

施炜老师讲社会伦理和企业伦理是不一样的，社会伦理可能存在基本伦理，具有普适价值，例如种族繁衍、生产力提升、组织化生存等。作为生存的伦理，种群的繁衍是种群的最高价值，相应地，企业的发展是企业的最高价值；作为生产力提升的伦理，追求物质生活提升，追求生产效率，解决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作为组织化生存则要解决组织里的合作与非零和博弈问题，这时就产生了人类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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