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一错误观点应当被清除，“价值投资”也应当受到质疑。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一个“钻石与水”悖论（也有人说最早是约翰·劳提出的）：水对生命非常重要，但价格很低；相反，钻石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价格很高。这个简单的“悖论”引出了关于商品价值的思考与争议，并几乎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今天的经济学体系。
关于商品价值的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最有影响力的相关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
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卡尔·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写成了《资本论》。关于“钻石与水”悖论，马克思解释说这是因为金刚石在地表含量稀少，开采并制成钻石需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而钻石价值高昂，而人们只需花费很少的劳动就可以轻易得到水，因而价值不高。
均衡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值主要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在他看来，水的价值较低是因为水的供应量极其充足，所以人们对水所愿付出的就低。边际效用价值论属于均衡价值论的延申，认为商品价值由其边际效用决定，其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欧根·冯·庞巴维克等。本质上，均衡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都属于主观效用论，主观效用论认为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人对商品的感觉与评价，这一点上和劳动价值论完全相反的。因而在“钻石与水”悖论中，一方看到的是凝结于其中的劳动，另一方则用供求关系来解释。长期以来，秉承这些看法的经济学家们各持一词，争议不休，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经济学大师的看法都有片面之处。正如物理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世界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商品价值”。从生产端来看，人们的投入（包括劳动）体现到商品上形成“成本”；而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需要的是“效用”，而效用受供求关系影响就形成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因此，商品确实有“成本”和“效用”两种需求，并在交易中体现为“价格”，经济学意义的“价值”并非商品附着的属性。相应的，那些认为劳动凝结成商品价值、商品具有内在价值、或是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传统看法，都是片面的。
如果说“价值”是商品的固有属性，那么因为技术进步或者管理创新导致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幅下降，就导致它的价值也下降么？这显然是荒谬的。同样的道理，因为紧缺或泛滥导致某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也不会影响它的效用或者本身“价值”（如果这个属性真的存在的话），供求关系能影响的只是价格而已。
摒弃商品具有“绝对价值”这一属性，而是分别从两端看到劳动凝结的成本及效用与供求形成的价格，以此为原点，可以重新梳理经济学的基石：
在成本这一端，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各种有用之物，人类的劳动凝结于其中构成成本。不同的生产者劳动方法、效率等不同，成本是不一样的，但平均而言，某一时期下有一个稳定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形成相对公允的某商品成本，马克思曾认为这就是商品的“价值”。
而在消费一端，物也没有绝对的“价值”，而只有“用途”。水可用于饮用，也可用于洗涤；黄金可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可用于装饰或工业用途。某些物品可能会被开发出新的用途，也可能原来的用途被取代。物因为“用途”而对需要者产生效用，同时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决定其价格。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效用取决于物品的用途和使用者的主观感受，因此效用也并不等同于价值，商品并没有“价值”这种固有属性。
可以理解经济学家的野心，他们希望寻找到一种可比较、可量化的抽象尺度，这样就能在不同商品之间，甚至跨越不同时期进行比较。因而马克思等人抽象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概念，抽象的劳动确实可以成为衡量尺度，只是它体现的并非商品价值，而只是投入成本。直观来看，商品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原材料、资本、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等，其中原材料凝结了自然资源和此前的劳动，资本凝结了过去的劳动，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也属于某种创造性的人类劳动。所以最终的生产要素其实就是两样：人类劳动、土地及自然资源（也可以概括为人类的努力和“上天”的恩赐）。基于这种分析，就能自然地引入关于分配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资本以及管理者才能都应当参与分配：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是此前劳动的报酬再次投入到生产中，应当给予合理的利润回报。发明创造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特殊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也应该参与分配。当然还有税收，它提供了生产和经济活动所必要的秩序。
“劳动”作为一个变量，具备类似于矢量的特性，即方向性和效率性。人类的劳动有所谓的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甚至可能是反向作用的劳动，也就是破坏）。人类劳动如果要创造出效用，本质上是一个形成社会学体系中局部“熵减”的过程（这里是借用了物理学中的“熵减”概念，并不完全符合物理学规律），应当沿着一个比原先的物质组成结构更有序的方向努力。如果劳动并不得法，尽管付出了努力和时间，但并不能创造出效用，因而并没有增加人类财富。也就是说：成本和效用并不必然具有正相关性。当然劳动也有效率高低之别，有高效的，也有低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期到某地考察时，发现人们在用铲子挖运河，没用重型机械，就做出提醒。随行的人解释到：“用铲子挖是为了创造更多就业。”弗里德曼讽刺地说：“既然是想创造就业，那别用铲，用勺子挖吧。”在这个故事里，低效的劳动除了耗费更多的成本之外，并没有创造出更多效用（或者并没有实现更多的“熵减”）。
如果说“劳动”是生产端的衡量尺度，那么在消费端是否能寻找到类似的衡量标尺呢？如果需要，可以把各种效用或者人类欲求都折算成“热量”。成年人一天生存需要2000到3000千卡热量，而热量的来源是各种食物，也可以把穿衣、住宿、娱乐等其他需求都折算成和饮食可比的效用并量化。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人们用食物换取御寒和容身之所，这种折算很可能有一个族群共同认可的标准。但在今天，食物从果腹到营养、精致有不同层次的需求，衣物从御寒、时尚再到炫耀和身份区分，早已远远超出了可直接比较的范围。
因而，从理论上说，用一个健全人的每日劳动量来度量生产成本，同样用一个成年人每日所需的热量来度量效用，这样就可以构建出基本的交换规律和经济体系。通过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对一万年前的史前文明、一千年前的宋代和今天的生产力和购买力进行比较研究。当然，今天的人类并不需要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成本，更不需要用热量来计量效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早已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
归根到底，不管总的社会财富如何充沛，我们所能驱动的依然是自身的劳动（尽管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效率），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仍然是热量（尽管可以在营养和美味方面极大丰富，并在程序上高度简化）。劳动和热量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供需，生产和需求也构成了人类经济体系的双足：右腿是社会财富的效用，左腿是人类为此投入的成本。当效用吸引人类的欲求往前迈步时，人们就不得不付出成本、投入劳动，经济社会从而被驱动起来，并不断产生更高的欲望、需求，催生更多的用途，进而促进族群发展、经济提升，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最后，认识到商品并不具备经济学上的固有“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一错误观点应当被清除，“价值投资”也应当受到质疑。（实际上，沃伦·巴菲特在投资时也从来不是机械地锚定某一价格，他的投资核心是“安全边际”和“不要亏损”，也就是买得足够便宜，以及及时止损。）商品并不存在“价值”，因而期待“价值回归”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中，真实的情况常常是“买涨不买跌”，当商品或是房价下跌时，会遭到更多的抛售，仅仅用正反馈或者反身性来解释是打补丁的做法，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并不存在内在的“价值”。对公司的估值也是一样，当股价下跌时，会带来包括融资杠杆率上升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加剧股价下跌。这里可从来不存在什么可量化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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