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归属之争:中韩学术交锋的幕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一个秘密:我的高中同学高琢居然是高句丽遗民的后代,据说有家谱为证。乍闻之下,又惊又喜。惊的是与他同窗三年竟然懵懂无觉;喜的是正值中韩“高句丽归属”争执之际,或许能从他口中探听到一些有关高句丽的轶闻。
　　在柒茶馆的雅座里,高琢向我透露了他家代代相传的一个细节:他祖上曾担任高句丽国的“合人”一职,并作为高句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了与新罗的谈判。他的老祖宗曾多次嘲笑新罗语之难听难懂,说每次谈判他们都要配备翻译,否则根本听不懂新罗人在说些什么。
　　在之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在查阅与高句丽有关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了美国ChristopherI Beckwith教授的专著《高句丽语:日语在亚洲大陆的姐妹语言》。Beckwith教授对史籍中记载的诸多高句丽地名进行了深度语言学剖析,最终得出了日语与高句丽语同源的结论,并证明韩语与高句丽语差别极大。Beckwith教授的研究成果印证了高琢的家族传闻,同时也表明高句丽人与现代韩国人的祖先新罗人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韩国历史学者以高句丽人为韩人祖先的说法颇为不妥。
　　接着,我又读到了韩国社会对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归属”这一课题进行猛烈抨击的相关报道。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族是古代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句丽政权存在了705年,其中在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施政40年,后又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施政425年。自公元427年起,高句丽开始实施南向战略,又迁都平壤,再经历240年才灭亡。由此可见,高句丽的出生地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得来。加之高句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辽东,因此其与现代韩国无本质联系。韩国学界反驳说,建立高句丽政权的是秽貊族的一支,因此高句丽也与汉族无关。
　　在我看来,韩国学者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们将汉族等同于中国,殊不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秽,就是室韦、粟末;秽貊,就是室韦靺鞨、室韦蒙古的音变。总而言之,高句丽族
　　 属于地道的中国东北少数民族。
　　中韩双方分歧焦点还在于“高句丽人口”问题。中方学者认为,高句丽被唐军、新罗军联合攻灭之后,大多数遗民被汉族吸收。依据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富户、士人及百姓计22万人被安置在陇右、长安、河南、江淮等地;另有部分留在辽东,后来成为渤海国的臣民,只有小部分融入突厥、新罗。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教授申滢植反驳说,据《旧唐书》记载,唐灭高句丽收户籍69万户。若以每户4人计算,7世纪高句丽人约有280万左右,这一数字应该还包括高句丽境内的靺鞨、肃慎、契丹等北方民族人口。若去掉战争中死亡的12万人,被唐军带走的42万人,被俘的8万人,流入新罗的8万人,还剩下200万人左右。再扣去北方民族70万人,应该有130万人留在了高句丽故土,融入后来的朝鲜族,因此中国方面关于“高句丽遗民大部分融入汉族”的论断,也就失去了说服力。
　　申滢植的统计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犯了治史大忌。据多部中国史书记载,当时高句丽境内还有几十万汉人(汉四郡时期就在朝鲜半岛北部繁衍生息)。可是申滢植却对此片语未及,不知是读史不够,还是深受当代韩国“去汉化”思潮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忽略了高句丽境内为数众多的南方民族人。这类成为高句丽政权顺民的百济,新罗人也各有十数万之众。而跟随高句丽人进入朝鲜半岛的北方民族人是不是如申滢植所说仅有70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灭国时高句丽族的户籍——17.2万户(高句丽国总户籍69.7万户)。推算起来,高句丽族当时共有86万人左右。唐朝曾两次大规模迁徙高句丽贵族及有实力者,“散向陇右、河南诸州,其贫弱者留安东”,“总章二年,徒高句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前后总计22万人。另在高句丽故地(今中国辽东)留20万人,而朝鲜半岛北部仅余6万赢弱之众。由于唐军攻击时采取了民族分化策略,北方民族人未尽力抵抗,而高句丽族人则有近20万死于战争,最后剩下的18万人终被其他民族吸收。因此,中国学者关于“大多数高句丽人被汉族吸收”的观点还是客观公正的。
　　那么,以白山学会会长申滢植为代表的韩国学术界为什么要将高句丽史与三韩部落史合流,并认高句丽为自己的远祖之一呢?
　　韩国国会图书馆的苏俊燮博士曾说过,韩国和日本一样,属于单一民族,民族主义本来就强,特别是韩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大国的包围状态,所以总有人想象“国家很强大”以鼓舞民心。
　　的确,韩国在古代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在近代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现当代又深受美国影响。而整个朝鲜文化又无力摆脱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影响。因此当韩国实现经济腾飞之后,逐渐走向民族振兴的韩国人,必然会想方设法掩饰本国在历史上受大国控制、在文化上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尴尬事实,必然会在历史文化层面为自己的优越性寻找依据。此外,韩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急需文化资源。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匮乏的现实,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个国家经济振兴需要的时间较短,而文化振兴则不是积数十年之功就能成功的。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比之政治、经济影响,文化影响更为长远。出于这种文化焦虑,韩国学术界必然会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入手,寻找本民族的文化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