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检察机关办理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有影响性案件，向社会彰显 "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 的理念，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强调“正确司法，才能为正当防卫撑腰”。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认定正当防卫的条件过于苛刻，曾一度导致正当防卫的立法设计难以发挥实效，而社会舆论往往对于防卫正当的必要限度存在争议，也使得正当防卫在侵害事实发生时存在一定的认定难度。随着近年来一个个典型案例的公布，正当防卫制度进一步完善，因为有了法律“撑腰”，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民众才有向“不法”斗争和维权的底气。
正当防卫为何在实践中的认定存在难度？
@法律规定认定的模糊性 正当防卫的规定条款，一直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能够真正适用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案例，屈指可数。正当防卫的法律要件，把握起来确实存在很多模糊，防卫时机节点上难以把控，侵害人主观危害程度上的认定往往存在难度，具体如何清晰掌握正当防卫的认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点就在于实际情况下，行为人是无法通过事后分析来组织自己的行为，也就是所说的具有“上帝视角”，在面对急迫的危险时，要求受侵害者在几秒钟内作出上帝视角的判断，是根本不可能的。
昆山反杀案之所以引发争议，就是因为刘海龙被于海明抢刀后，起身逃跑，于海明拿刀追砍的这个情节。有人据此认为，当时的危险性已经消除，此时追砍，不属于正当防卫。但是，从案件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而言，后半部分急迫的危险性并未消除，基于常理常情，于海明当时主观上根本不可能、不应当认识到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法理，于海明追砍，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执法思维的滞后性 实践中，大多数办案人员的思路是，只要导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就认为超过了防卫限度，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惯常的认知是：“对方没有打伤你，你却把人打伤打死，这怎么还是正当防卫？” 历来的认定标准都是以结果反推责任，要求受侵害人的防卫，不能够造成侵害人的伤亡 。而昆山反杀案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在于，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事实上，法条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性质，而非实际结果。不能用最终于海明没有生命危险、刘海龙死亡这一结果来反推责任。
@法律适用须具体明确，才具有可操作性
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对当时的情境进行科学分析，结合具体案情作具体分析与综合判断，对案发当时特定的环境因素（包括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双方力量对比、智力状况、是否持有器械、不法侵害和防卫手段、强度等因素），全面、综合地考察分析，不能拘泥于一般的思维模式，对防卫情境采取科学的判断标准，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但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也不是人人是专家，要求不能拘泥于一般的思维模式，对当时的情境，结合具体案情作具体分析与综合考量，对办案人员的要求过高，而且，科学分析、综合判断，主观要求过高，所以实践中，要求办案人员不能机械理解法条，也属苛刻。
结 语
个案的典型意义只供参考，无法在普遍的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只有形成制度，才具有普遍的价值。解决正当防卫的适用难度，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国家应当具体细化，统一适用标准，尽快出台关于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用客观可行的标准去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才是解决难题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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