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水稻（外一篇)
□陈庆明
我对故乡的记忆总是从一株水稻开始的。
那时秧苗还齐刷刷的聚在秧田里，像一群圈养着的饥饿小鸭子，呱呱地叫着、急着要冲出去。直到谷雨节气一过，春水漫过了田基，夜里布谷鸟带来了“播谷”的信息，母亲就会准时来到田埂上。
那时候的母亲年轻力壮，父亲早“走”，她及时地转换角色，练就了一副农事的好身手。母亲熟练地挽起裤腿、捋起衣袖，赤脚走向田野，先是在秧田扯秧苗，将秧苗捆成一小扎一小扎，用扁担挑到耕耙好的田边。母亲用衣袖抹了抹额上的汗滴，然后提起秧末用力一甩，秧苗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啪啪”地纷纷落到水田里，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各就各位，接着便是紧张而有序的插秧。母亲常说，千犁万耙，还靠手指一下。只见母亲一把抓起秧苗，左手握住半把秧苗，然后用拇指、食指、中指敏捷地捻动，秧苗儿就一株株地分开，右手快速地夹住，再往水田里插去。母亲的左右手配合得极为默契，插秧时手指撩起的水花从不间断。在母亲移动过的水田里，嫩绿的秧苗一行行竖了起来，整齐匀称，像一块绿色的地毯，绿地毯在慢慢地扩大，再扩大，一会就成了一片……看着一块块充满生机的水田，母亲眯起了眼睛，仿佛是一名高明的国画家，在欣赏自己一气呵成的作品。
接下来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母亲每天都会扛着锄头到稻田里走一圈，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有时蹲下来将倾斜的稻苗扶正，有时把侵进稻田里的杂草薅掉。更多时候，母亲会拉着我走向田野，走过一丘又一丘的水稻田，像在参加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其实是想让我充当她与水稻交流的使者。就像一位高手，母亲是寂寞的，只有对着水稻她的表情才会生动起来。她需要一位虔诚的听者，而我正好填充她内心的空白。可那时年幼的我不懂薅草、撒粪、播种，不懂水稻的拔节成长，我只对草丛中生动的蚱蜢感兴趣，对牛背上跳跃的鸟儿感兴趣，所以常常在母亲满是期待的目光中走神。
水稻田里很安静，母亲的水稻却在抽动着。一株株生动的水稻用叶片、用色彩丰满了我的记忆。我常常站在故乡原野上极目远眺，满天的绿像一场大火在田园里燃烧。当然，除了绿之外，田野还有红、黄、白，或其他颜色，就像世事一般混乱繁杂，没有章法。但对于一场自天而降的绿色燃烧，其他颜色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是扬花的季节，水稻早已密得插不进目光，甚至插不进我的任何想法。一株株水稻充满了激情，漫天遍野孕穗、灌浆、成熟，水稻的每一个步骤都轰轰烈烈，有着如梦令和蝶恋花一样的幸福。来自山野的风一阵接一阵来，像一些清清凉凉的水从水稻的心上润过去……水稻把想对母亲说的话语轻轻地藏在心底，水稻把梦中的细节静静地藏在胸中；母亲却把对水稻的表白丢在擦肩而过的风里，又被风带得很远很远。是风吹翻了水稻的结构，吹动了水稻的情节。年少的我一路踏着水稻的青春，在水稻的注视中里缓缓行走。
母亲老实本分，水稻成了她的命根子，她把灵魂都摞在每一株水稻细长的叶脉上。那年大旱，几个月时间都没下过一滴雨，田里爆开了一条条裂痕。心焦的母亲时常望着天空发呆，我跟着往上看，可天上玻璃一般透明，连一丝丝云彩也没有。母亲忍不住抓住我的小手，从那冰凉的颤抖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悲哀。附近的小河早已见底，那天夜里，月光很好，母亲许久没有回来。我去找，发现他坐在田埂上，默默地与水稻对视着。我正要说话，母亲摆了摆手，示意我坐在她身边。四周有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鸣和微微的风。我坐在母亲身边，像她一样，虔诚地守望水稻……
稻子一天天走向成熟，在农历六月某一天早晨水稻们好像约好似的呼啦啦一片金黄，乡村空气里弥散着软软的稻香。风拂动着农事，催动着季节的脚步。母亲依约来到田边弯腰探下身去，先用有力的手臂把一铺稻子揽在怀里，再把脸伸进稻棵中深吸一口气，然后左手抓稻秆，右手挥刀，“唰唰唰”的镰刀声擦过我的耳际。灿白灿白的阳光从母亲的肩头滑过去，在刀刃上毕毕剥剥地碰撞出透明的火花。母亲的镰刀在禾苗间游刃有余，像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样有着娴熟的技巧。在她背后，稻谷上洒满了阳光的碎片，一簇簇水稻带着金黄的梦倒在田里。正是流火的天气，头顶硕大的太阳像一张巨大的铁弓，不停地向大地发射灼热之箭，齐刷刷地射在母亲身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在母亲的头上滚动闪烁。我站在稻田里，看到水稻在镰刀怀里倒下的姿势，看到母亲弓着的背影和汗流浃背的衣裳，看到她被汗水打湿的齐耳头发、脸庞以及古铜色的笑纹，看到水稻落地的抖动和欢愉的挣扎。这些细节都在阳光下呈波浪形涌动。
收完早稻，母亲又赶着栽上晚稻。就这样，播了收，收了播，一茬一茬的水稻喂养了村庄，喂养了我们的生命。后来母亲被查出食道癌。病后的她骨瘦如柴，虚弱无力，但她依然记挂着她的水稻，就拄着棍子颤巍巍地走到田边。可是由于人力不足，水稻里长满了野草，一株株水稻像一个个营养不良的孩子面黄肌瘦。母亲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沿着脸庞哗啦啦地往下淌……多年后，我在那条连接稻田的小道上仔细辨认母亲的脚印，春天的夏天的，前日的昨日的，来往重叠的脚印；我又仔细寻找母亲的细碎的滚烫的汗珠究竟滴落在田埂的那一丛细草上。可一切都已模糊不堪了。之后，我对故乡的记忆和想念就浓缩成了一株水稻。
记忆稻米香
外孙是姥姥家的狗吃完就走，似乎成了那个时代对做为外孙这类人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就是一种最好的诠释，缘由那时只有过年了，孩子们才能穿上新衣服，手里拎着大人用老式罐头瓶子做的灯笼，吃完晚饭后急急忙忙去外婆家拜年，目的就是能得到几毛钱的压岁钱和几个鞭炮。那时还小，也理解不了外婆为啥总是要这样说，只是心里在想：吃完不走还想干啥呀？其实去外婆家多数是因为她家有好吃的，什么槽子糕，卢果，光头，罐头，糖块......再就是后园子里的那几棵樱桃树。外婆每次见到我，经常是嘴里叨咕着那句话，手里却往我兜里塞着好吃的，然后外婆就说：快去玩吧！我也就连招呼都不打，乐颠颠地去和小伙伴们显摆去了。
外婆是个裹着小脚的老人，一米五五的个头，长得小巧玲珑，精明利落，头发始终梳理的一丝不乱，即使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也是熨得平平整整的。外婆虽没进过学堂，但做起事儿来讲起话来总是有板有眼的，连一向被村民公认为性格倔强的外公都不得不佩服外婆操持家务待人处事的能力。外婆裹脚的时候一般是盘坐在炕头上背着人把脚和小腿裹好才下地，我有时好奇地想看看，外婆会嗔怒地说声：不许看！出去玩去。记忆中外婆的脚很小，因为长期的束缚长得像小馒头一样。外婆走路的姿势很轻很慢，像她的人一样不事张扬。我们有时淘气了，外婆会拎着个笤帚疙瘩详装追我们，可她却怎么都追不上，我们就四处躲猫猫做鸟状散。外婆就是用这样一对弱不禁风的小脚养育着大帮的儿女，支撑着一个家族的风霜雪雨。
那时，农村炕桌上一天三餐的主食就是玉米、高粱和小米，至于面食也只有过年吃饺子或者谁过生日吃面条时才可以看到。依稀还记得是外婆教会我吃饭包的，就是选好那种上等的墨绿色的白菜叶子，洗净平摊在炕桌上，在叶子上先抹上农家大酱，再放上香菜和大葱，然后再把蒸好的小米饭放在上面，再把叶子对折起来，双手捧着就可以享受一顿美味了。至于在火盆里烧毛葱，再灶坑里烤土豆，在炉盖子上烤粉条，嚼甜杆，吃蒲棒，撸榆树钱，在田间地头拢起一堆火烤青玉米和烧小麦穗吃，这些都是儿时最好的小食品了。离开家乡一晃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经常吃小米饭和大碴子粥，这也许是一种难舍的记忆，抑或是一种习惯吧。
第一次吃大米是在外婆家。那是一个早秋的季节，大田的香瓜儿开园了，树上的果实也可以入口了，农民辛勤了一年的盼头也掐指可数了。对于不谙世事的我来说，也在懵懂地盼着这个季节，从春天开始就一直盯着外婆家那几颗樱桃树，瞧着一树雪白的花咕嘟慢慢绽开，看着果实从青涩渐渐变得殷红，从米粒那么小变成指盖般大了，红绿相间的树上挂满了似乎一碰就能滴出果汁的红樱桃，那果着实红得剔透，红得欲滴，红得垂涎，红得不舍。记得那天推开外婆家的院门，本来是想搬个板凳去摘樱桃的，可却被一阵莫名的香味吸引了去，那是一种从未闻过的香味，那味道是从锅台上的铁锅里串出来的。外婆后来告诉我说那是精米，并从一个清朝帽筒里小心翼翼地抓出一把雪白的大米给我看，还告诉我37年小日本进入东北后，普通老百姓吃精米是要被砍头的，因为他们认为精米是给高贵人种吃的，还说她年轻时的一个邻居因为偷吃了精米被日本鬼子活活用刺刀挑死了。
就这样，我第一次很清晰地记住了什么是大米，第一次尝到了大米那氤氲满腹稻香满屋的味道，那时我才七岁。现在我已经走到知天命的年龄了，水稻也已经大面积种植了，有旱田的有水田的，有江南的有江北的，有精装的有简装的，有长粒的有圆粒的，粒粒都晶莹剔透，颗颗都丰盈有加，一如当年外婆捧在手里那撮精米一样洁白，一样圆润，一样耀眼！大米似乎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残留在脑海里那份浓郁的稻米香了！我时常翻找着那些渐行渐远又亲切如初的时间，一遍遍捡拾着遗落在孩童时光里一段段温暖鲜活的记忆，任凭那记忆像雾一样若隐若现地弥漫着，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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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编辑：林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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