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档案 鲁学民，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鸡西市作家协会顾问。主要作品有：诗集《城外》《诗人四重奏》（合著）、《四个人的山冈》（合著）、《今日之果》，文集《沉思漫录》《鸡西赋》（合著，综合性作品）、《诗心小语》。有诗歌被收进《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诗歌精选300首》和《中国朦胧诗》等。
☆村上春树三谈
不戴面具的村上春树
近日连续读了几本村上春树的随笔、游记之类的书，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活得很真实、从容，因而也就洒脱、自在。
村上随笔里没有深奥的东西，都是对一些世上、更多的是对身边的事的看法。看法很平常，也很有他的个性。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中，有一篇《不受伤害》，写他读了一篇美国杂志报道说性欲随着年纪增长而渐渐下降并非坏事，马上写到随着年龄增长下降的不仅仅是这个，“精神上'受伤害的能力’也在下降”，他说：“年轻时候我在精神上也曾频繁遭受伤害，碰上一点点挫折眼前便漆黑一团，谁的一句话扎在胸口就觉得脚下地面像要整个塌陷一般。”他剖析的多么真实，说出了年轻时候他的敏感和脆弱。但他又说：“不过不要紧，用不着那么烦恼。因为人这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不至于再被伤害得肝肠寸断”，他说曾在某一日忽然认识到，“年龄大了的人还同年轻人一样遭受精神伤害，是不怎么光彩的事”。看看这是多么轻松、幽默的笔调，但他说出了一个大道理——心态在于调整，令上了年纪的人深思，也给年轻人以开导。他说年轻人易受伤害“是赋予他们的一项固有权利”，这是年轻人上进的需要。老年人这个权利慢慢丧失是件好事，但得真有这个智慧和能力让它丧失。村上春树是把“伤害”这事看淡了，才有这些想法。
《村上朝日堂，嗨嗬！》一书有一篇《我为什么不善于写杂志连载》，写了多个村上自己“性子急，没耐性”的事，读起来很有趣。他吃东西快，在这上舍不得浪费时间；他讨厌拖拖拉拉，吃完就得洗碟刷碗，有时妻子还没吃完饭他都没注意；他常常坐不住，总要出去走走，有时妻子想和他说事情，就拉他出去散步，因为这样他才有耐心听。有个显得极端的、有意思的事是，一个杂志向他约稿，截止日期是当年十二月，他八月二十一日就写完了，不写完就心烦意乱，“所以我实在喜欢不来连载，光有连载这一点就让我长期心神不定”。村上春树不戴面具地在这篇文章里，把自己的“强迫症”性格写得淋漓尽致。
村上的游记我也很喜欢。他有一段时间长期旅居在欧洲几个国家，到处游玩，写了很多游记之类文章。他不写高大上的什么“伟大”“文明”“悠久”，每到一地就大话连篇，罗列导游册子上的宣传语言，而把眼光定格在每个城市、乡村的现实中的人和事，用本书译者林少华的话说：“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狗，还看人接吻”，以这样的心态旅游，多么接地气。只有这样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才能真正融进去，写出的东西才是温暖的、亲切的、有人情味的。游记《远方的鼓声》，有一篇名《意大利的小偷》，写了很多他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贼偷现象，文中最后，他说：“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这是真知灼见的概括，人生就是由无数麻烦串起来的，不能因为你到了“远方”就立刻清净了。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心态，而不是去掩饰和选择性找光环。不像有人写游记，到处是天堂般的经历，哪有这回事。
村上春树给我的启示是，只有真实的人，才能写出真实的文字。
在孤独与平庸之中前行
“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
这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出租车上的男人》里画廊女主人的一句话，是她一段深刻经历的人生感悟。这篇小说出自村上的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这书名并不代表小说集里有一篇写什么“旋转木马”的小说，而是村上借此说明，人生如同在旋转的木马上鏖战，停下来仍在原地——“我们固然拥有可以将我们自身嵌入其中的我们的人生这一运行系统，但这一系统同时也规定了我们自身。这同旋转木马极其相似，无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达不了，既下不来又换不成。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又在这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到头来就是兜圈子。
《出租车上的男人》写的是平庸和孤独的故事。村上在这小说里发挥了他平行双线索的叙事才能：“我”的寂寞无聊和故事女主人公的孤独平庸。单说女主人公的事：“我”是一个给美术刊物写“画廊探访”文章的，活很轻松，也就不怎么起劲。他采访画廊主人往往在最后问一句：“您所看到的画作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他觉得这个问题“算不上够档次”，也不期望有什么精彩的回答，无非也是因无聊，看看也许“能碰巧听到什么奇闻逸事。”在采访一个女画廊主人后，他又这样问。女人“默然陷入沉思”，在二人探讨一番什么是“冲击力”之后，她说我就讲一个故事吧——
她当年在美国一个大学学画，业余时间喜欢买点便宜画卖到日本，赚点钱，只买那些没什么名气的。有一回到一个捷克流亡画家里收画，看了一堆画也没相中，正打算走，在门旁看到一幅仍在一边的画。画面是一个坐在出租车上后排的一个男子。“男子脸侧向一边，目视窗外。长相漂亮，燕尾服，白衬衣，黑蝴蝶结，白饰巾。有点像舞男，但不是。作为舞男他缺少点什么——一句话说来，就是缺少类似被浓缩了的饥渴感的东西。”“男子要去哪里呢？”这是她看画时想追问的，然而没有人知道。她当即在画家和介绍者吃惊的目光下买了这个技法很一般的画。
为什么买它？随着小说的继续，才知道这幅画上的男子形象，给了她无比的震撼。
——这男子了无生气地看窗外，他看到什么？其实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也只有夜色”，他仿佛是被包含在出租车这一有限形式中，出租车构成这幅画，所以整个画面像个黑洞，“既为入口，又是出口。”
——她是来美国学画的，画家没当成，感到什么东西也没创造出来，有了理想失落的痛感，“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却的人生的一部分”，此时她在一幅画中找到了比现实更加逼真的自己。
——拿回家里，每天凝视这幅画，随着时间推移，“不觉之间他竟成了另一个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无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车中，他无法挣脱出来，永远，真正的永远。平庸让他在那里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为背景的牢笼里。”有了这些感觉，她不甘平庸，后来便烧了这画，离开家庭，回到东京，不当画家，开了画廊。她觉得“烧使我本身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他通过烧而得以从平庸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烧了他，烧了我的一部分。”其实她烧的还是自己糟糕的现状。
如果故事到这里，已经算很完美了，但接下来的故事就使人惊异了。这正是本小说的画龙点睛之处。因为是小说，也就能让它有些奇幻。多年以后女主人去希腊雅典，“在雅典，只要方向一致，出租车尽可让客人同乘”，她竟然在一次打车时遇到了这个男人！还是那幅打扮，还是“一副前去出席重要晚会的样子”，她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向她打招呼，问她是不是日本人，介绍自己是演员，经常去各国演出（那个捷克画家就是在纽约街头画的他），当然也去过日本，还讲希腊古典剧；后来不说话时，他“修长的脖子扭向一边，观望起了窗外的风景”，“久久凝视窗外，纹丝不动”，她仍好像在梦中似的，大概是想起初看画时“要去哪里”的疑问，她问他“这就去哪里出席晚会吗？”他答到：“嗯，当然。是晚会，非常盛大的晚会。各种各样的人前来碰杯。大概持续到天亮吧。我倒是要中途退席。”
她回到宾馆，回味这次相遇，感到找到一种“残存感”：“一种和下得摇摇晃晃的船而站在坚固的地面时的感觉完全相同的残缺感”。是的，她当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这男人如今清楚地知道自己，自己是什么人，他应该干什么，光鲜都是给场面准备的。他提到那个“盛大的晚会”时，他没有说场面内容，没有提交流的乐趣，因为他就是个演员，只记得“各种各样的人前来碰杯”，还要持续到天亮，所以他要“中途退席”，那个世界对他说来是死的，人就像符号飘来飘去，他要的是清醒，知道怎样摆布自己的生活。当年那个她认为“缺少类似被浓缩了的饥渴感的东西”的男人，有着足够的安详的定力。他可能平庸和孤独，但他以平庸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享受这种快乐的孤独。所以他和她告别时说“祝你旅途愉快”，在她看来很美妙。给她的启发是：“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很多部分，但那不过是一部分的终结，而往后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什么的”；这个经历也告诉她一个人生教训：“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我想“她”以后的路也许会更加顺畅和坚定了。
一幅画、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改变了另一人的生活，而这个人还不知道。世界并不是擦肩而过的僵化画面，其内核便是心灵体验。这就是生活图景的多样性，人生的深刻就在于此吧。
村上春树与契诃夫
村上春树酷爱旅行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旅行带什么书，是一件“古典式烦恼”但要必须面对的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里，有一篇《旅行的伙伴 人生的伴侣》文章，谈了四、五位作家及其作品，后几个是《雷蒙德·卡佛全集》、菲茨杰拉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谷岐润一郎和《细雪》（其中《雷蒙德·卡佛全集》是他的译作，他是想谈他希望出版社将这本书装帧得和《契诃夫全集》一样），这几部书村上都是当作“人生的伴侣”来谈的，至于“旅行的伙伴”，适合出远门带的书，村上直接就说：“那便是中央公论社出的《契诃夫全集》。”他认为“倘若你有一本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旅行的万能书，那么人生将在很大程度上快活起来”，契诃夫的书对他便是如此。
村上列举了七个携带契诃夫的理由，口气风趣而幽默——“（1）多为短篇小说，容易中断。（2）篇篇够档次，几无破绽。（3）引人入胜，笔触洒脱。（4）内容丰富，文字清香四溢。（5）大小合适，重量适中，硬皮，不易折。（6）任何人看见书名都会心想：'既然看契诃夫，总不至于是坏人’。（7）这点相当重要：百看不厌，每看一次都小有新发现。”村上说来说去，其实第七点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他非常喜欢契诃夫；并不仅仅是篇幅短小、书好带。村上对契诃夫小说的评价是：“他不太陈述意见。只是认真观察细微之处，加以描写。观察后描写，再观察，再描写。从这种姿态中，他的愤怒和悲痛静静地浮现了出来。不是愤怒或悲痛地在写，而只是凸显结果。契诃夫作为一名观察者，真是非常出色啊。”
其实，他们二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村上喜欢契诃夫的天然前提。
首先，他们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契诃夫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戏剧；村上虽然有超级畅销书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但他大量的短篇小说同样拥有广泛读者。这里不比较二人短篇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高低，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属于评价体系里的“进步性”作家。
其次，他们都爱旅游，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经历。村上不必多说，走了世界许多国家，在欧美还留居多年，无目的，就是看看写写。契诃夫也同样，一八九零年在他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只身去往遥远的萨哈林（库页岛），呆了三个月，然后用了三年时间写出《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自己说这是一件令他自豪的作品：“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就让它挂着好了。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村上在他的长篇小说《1Q84》里，专门写过这件事，把契诃夫的这次旅行真的就归结于“说走就走”——村上借书中的人物之口说：“他只是突发奇想，就想到那里去看看。比如说，在地图上看到了萨哈林岛的形状，就抑制不住想去亲眼看看的冲动。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当然这只是一种轻松的解释，与当年契诃夫的精神苦闷现状不完全一样。我想村上要的就是这样效果，他想从契诃夫身上看到自己。因为村上也知道，“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他只能乘坐马车，在苦寒之地跋涉四千多公里，这种苦行让他原本就不健壮的身体受到了无情的摧残”，所以村上又说“说不定萨哈林之旅正是一种涤荡这些文学污垢的朝圣行为”。
第三，可能中国读者会感兴趣，他们二人都到过中国。村上一九九四年到过中国的大连、长春、哈尔滨和海拉尔，进入蒙古国，是为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见随笔集《旋涡猫的找法·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契诃夫当年去萨哈林，进入黑龙江流域，自然走过当时沙俄强占中国的领土，具体说也到过黑河，对黑河留下美好的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黑河出差，大概在爱辉区，还见到一座契诃夫塑像，形象庄严肃穆，我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见本文前面插入的图片），这塑像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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