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 获奖理由
《挑战的手套》是第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本，其作者比昂斯滕·比昂松则是挪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昂松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剧作《皇帝》、《挑战的手套》，诗集《诗与歌》等，同时，他也是挪威国歌《是的,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的作者，正如获奖理由所述的“难得的赤子之心”。《挑战的手套》于1883年著成（距如今这个时代确实有点遥远），是一部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屈辱地位。该剧在当时（甚至如今）都是具有争议的一部作品，女主思伐法得知未婚夫婚前与有夫之妇存在感情关系后，将手套掷于其脸上，这意味着男人也应服从加于女人身上的同样的道德要求，便喊出了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宣言，然而结局以和解告终。后于1886年他重写了《挑战的手套》，使之更为锋利尖锐，思伐法并没有再次妥协。该作品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19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比昂松以其理想主义“打败”了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等现实主义作家。
其实在1903年，比昂斯滕·比昂松的《挑战的手套》能拿诺奖，还是有些许的原因的。首先，瑞典文学院一直在努力诠释“富有理想倾向”这一遗嘱，因此相对于现实主义作品，理想主义的作品更符合要求；其次，1903年政治瑞典和挪威建立“友谊桥梁”时期，比昂松通过其作品鼓舞挪威人民反抗瑞典的“大哥控制”，也是这一时期，比昂松创作了挪威国歌，因此国王与瑞典文学院协商将该年的文学奖颁给挪威籍作家；此外，把范围缩小至易卜生和比昂松之后，鉴于比昂松身体状况较好（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前两年，获奖者都由于身体因素无法到场，1901年普吕多姆病倒在床，1902年蒙森病重到1903年去世，而1903年易卜生由于1900年的中风一直卧病在床，那瑞典文学院也是要面子的呀），便把该奖项颁发给比昂松了。
关于本作品，争议最多的应该是关于男女平等。在该剧中，展现了当时那个时代，要求女性在婚前是需要完全贞洁的，不可以有任何的感情经历，这一点与我国古代对女性的要求竟然空前的一致，而对于男性呢，文中提及男性只需要在婚后保持忠诚就可以了，女性是无权过问男人婚前的感情经历的，同时在男主和女主的父母嘴里感受到，貌似女人有人娶就要感到荣幸。剧中一位比较正直的医生都表示对社会的无奈，在他口中得到“一个女人16岁就可以结婚，而男人要等到25岁或者30岁”以及“男人是一种一夫多妻的动物”是被社会认可的。显而易见，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天平是如何的倾斜。在本书的开头，我一直觉得女主思伐法也有点太“作”了吧，未婚夫在遇见她之前有过感情经历都接受不了，而在后面父母亲们的谈话中才得知，那是对于女性的要求就是这么严苛。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的时代着实太过于遥远了，尽管如今男女平等的问题不再像曾经那样剑拔弩张，但如今的我们仍然在为着男女平等“斗争”着，可见比昂松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怎样的勇敢。
我第一次读的《挑战的手套》是1883年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女主思伐法算是妥协了，她最终向她的未婚夫阿尔弗伸出了双手，可能这是一种圆满幸福的结局，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女人们最终对于社会的屈服与妥协，而这个结局使得该作品增添了讽刺意味，进而使得其思想高度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在1886年比昂松重写该作品时，思伐法并没有再次妥协，因此我想我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在阅读《挑战的手套》1883年的版本时，我想起来了印度的一部叫《厕所英雄》的电影，讲述的是女主要求老公家建造卫生间，进而不需要去路边或者田地里上厕所的故事，尽管女主是为了女性争取权益，但是反对她的大多也是女人们，是那些被社会舆论“教化”的女人们。正如《挑战的手套》中的李斯太太（女主的妈妈），尽管一直向女儿传达“男人要和女人一样忠贞”的理论，但是她还是在丈夫的出轨事件面前选择了隐忍，甚至在女儿选择悔婚的时候，为了女儿所谓的“好婚事”来劝说女儿不要再闹下去了。李斯太太说“这只能证明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久了会变得多么没出息”，但是呢，可以救赎女人的也只有女人啊，当第一代女人选择向社会低头，她们会劝说她们的女儿向社会低头，循回往复，谁还能为了男女平等发声？难道是男人么？当然，追求男女平等，并不意味“女权主义”，换言之，追求权利平等的同时，也应该追求责任的平等。我想所谓的“极致女权”是不妥当的，之前某博主日常树立自己“极致女权”的人设在她晒出和孩子的照片时便崩塌了，我不认为结婚生子，爱家庭爱老公有什么不对，只是认为误导大众着实不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蛊惑，这个世界没有“男权主义”的同时，也不应存在“女权主义”。我反对男人所谓的“处女情结”，我反对男人所谓的“女性无用论”，我反对男人们“男主外女主内”的理论；同时，我也反对，结婚男方应该出房出车的观念，反对职场上女生以身体因素推脱工作的态度，更反对那些看见开豪车的男人就“走不动道”的女性，女人们要学会自尊，才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不是么？
一不小心扯远了，回归正题，这部作品在当时算是“富有理想倾向”的文学作品了，但是在现如今，这部剧显得有点“泡沫伦理剧”的感觉了，可能是后来的剧本都有借鉴这部作品的构思吧，毕竟比昂松和易卜生、温尼耶、约纳斯·李在补习班时期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比昂松充当四人“组织”的“领袖”，而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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