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孙若风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座谈会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数字时代的定力与动力》的主旨演讲，以下是发言全文。
6月22日到甘肃天水参加凤凰网与天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公祭伏羲大典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甘肃论坛活动。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与这种延续性相关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有一些新的体会。
伏羲传说产生的年代，学界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距今五千年到七千年。有说八千年的，可能需要与同在甘肃且与天水不远的大地湾八千年历史相联系。在这次论坛上，中国殷商学会会长王震中认为应该是上万年。无论是五千年、七千年、八千年，还是一万年，对一种文明的历史来说，都是够久远的。我在这次论坛上提出伏羲是一个大IP，所以凤凰网和甘肃媒体的一个新闻报道就用了“万年IP”的说法。伏羲传说的成型，或许就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伏羲究竟有没有这个人，重要也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传说，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流河中逐步沉淀、定型，特别是后来持之以恒地对这个文本进行“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解读，直至今天，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久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识，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开蒙读本。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以阴阳和合为要旨的伏羲故事就是贯穿在这样的连续性中，而这种持续性又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追求，相辅相成。
在中国思想文化轴心期的先秦，“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整理《周易》，且“韦编三绝”；在中国文学实现自觉、儒释道合流的汉魏六朝，先是曹植写了史上首个称颂伏羲的作品《伏羲赞》，后有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开篇就用了仰天俯地、在天文地文之间创造人文的事迹。除了伏羲画卦，在孔子、老庄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后来发展中，在各个朝代几乎所有经典性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品质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这次我还去了天水的卦台山，传说是伏羲观天法地、演绎八卦、教化众生之地。这里或许是中国古代早期的观象台，它拔地而起，渭河呈S形由西向东穿过三阳川盆地，如同写在大地上的太极图。在这里的伏羲庙遗址及祭祀坑内发现了自称秦以来历代先民祭祀中华远祖祭祀品。卦台山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地方传说是伏羲画卦处，或者是伏羲出生地、女娲出生地等等。千百年来与各种传说中的人物，特别是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关的地方，更是星罗棋布，它们与卦台山一样，有着演绎历史、讲说故事的场景作用。从更大的范围看，全国各地自古以来文风鼎盛的市镇、耕读传家的乡村，都是这样的场景。如果把每个中国人都看作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名片，那么，华人家庭，华人聚集的地方，也都有传承中华文化的场景。心中有什么样的图景，眼中就会有这样的场景。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者，除了书本，除了人，还有带着磁场效应的场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共有遗产，其传承创新者并不只是在中国，对伏羲画卦进行新的解读的也不只是中国人。以数字技术为例，计算机之父莱布尼兹的“二元算术”，与《周易》的关联，经常被中外学界提及。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数字化与中国古代的八卦，在思维方式、具体方法上是相通的。
今天，数字技术经过一个阶段的积累，已经进入爆发期，在多个领域显示出颠覆性创新的特征，尤其是人工智能，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发展将会对人类文明建设的走向乃至于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人类迎来自己一手创造的机遇，也同时进入充满挑战和风险的过程，未知性与不确定性将如影随形伴随我们，以快为特征的数字时代与以慢为特征的文化积累方式发生严重冲突，比如网红周期性的潮起潮落，成为影响甚至左右市场与消费的现象，波及长期以来品牌的形成轨迹，或将影响未来新的经典形成和名家大师出现。很多我们熟悉的对象可能将被重新定义，一些我们原来信心满满的所谓规律性东西，现在也不是明朗可期。当此之际，回望中华优秀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是我们面向数字时代的定力之本、动力之源。如果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甚至会发现，从伏羲画卦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交出合格答卷埋好了伏笔。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与时代精神相结合，采用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新方式、新手段，以及相关的新模式、新业态。这样的文明，将是我们在这个跌宕起伏、前途未卜的数字时代压舱石，让数字技术向善且向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数字时代的定力与动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认为重要的是：
第一，推动数字化与艺术化的融合。
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字时代，也正处在一个艺术时代，应该推进这两个时代的相向而行，彼此成就。如果把数字技术理解为一种新的记录传播手段，那么，它与历史上任何一种记录手段的问世一样，既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文化创新。因此，它与艺术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就像伏羲一笔开天，既是技术创新，也是艺术创新。数字化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是数字化与艺术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类数字化中，艺术的权重越来越突出，使得数字化迅速经历了数字化、数智化、数艺化的演进阶段，这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以数字动漫游戏为元版本，以数字音乐、舞蹈、戏曲、舞台美术等艺术为元场景，以生活化、日常化的新视听装备为元装置，还有带有艺术气质的虚拟人、数字孪生人纷然登场，这一切都为数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数字化与艺术化的融合，一方面要在艺术领域加强数字化进程，用数字化全面重塑艺术的各个领域、环节、层次，实现内容的数字化和运营、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化与艺术化共同融入生产生活，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势添彩，从而实现更艺术与泛艺术的统一、专用与通用的统一、精英与社会的统一。我们从现在就要做的是，处理好艺术与技术的平衡、审美与实用的平衡、精品与大众的平衡。
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表现世界的新方式，但是，它在打开一扇窗户的同时可能会关上另一扇窗户。比如，数字化、元宇宙构建的推进，有可能助长互联网兴起以来人的精神世界乃于生活世界转向狭小的趋势，甚至形成数字化囚笼。“宅”的生活方式、“信息茧房”，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全方位作用于各种感官，加强了对感知和审美的综合刺激，但“沉浸”的同时也可能“沉没”其中，过度、过强的感官刺激，反而让人失去了专注的精神状态，失去了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审美活动都需要的“虚静”，也不复有单纯阅读文学作品或欣赏音乐、美术作品的遐想和思考。艺术的经验表明，目前数字技术提供绵密、连续、清晰、可以分解到最小单位的能力，并不适合在所有场合发挥。人在获得多方面感知机会的同时反而失去了感知能力，其实不热闹光鲜的简单反而更意蕴悠长。在中国六朝文人中开展的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形神之辩、才性之辨，在可能产生数字崇拜的今天，对我们进行数字人文反思，仍然有启发意义。
第二，发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资源的文创。
艺术与数字化的融合，不是要在数字化之外硬性嵌入艺术，这是技术发展的自身要求。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行业、技术不约而同选择艺术作为升华之阶，突出表现在以艺术为核心要素的文创上。产业结构转变的背后，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变化的背后，是对文化、艺术、审美的社会性需求上升。
今天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大文创、新国潮的特征。文创是指文化创意的技术手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生产生活工具，往往兼具艺术性和人性化的审美功能，体现了人类在技术创造与审美创造上不断超越自身的本质特征。文创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并且勃兴为产业风口，其背景是文化创意意识的觉醒、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获得发展、现代市场和现代产业趋于成熟。也就是说，只有在今天，才出现真正意义的文创。围绕文化，在创意的催化和驱动下，已经形成文化旅游融合、文体康旅融合、文体康旅与相关产业融合三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圈层。工农兵学商曾是各个行业的代表，现在已相继出现了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学文旅、军文旅融合的业态，住建、交通、水利、林草、国土、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等部门和行业，也在通过创意的穿针引线与文旅融合。与大文创同时兴起的是新国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创从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而且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是今日中国文创最大的资产池。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已经内化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直接转化为先进的文化生产力。这是大文创和新国潮同时应运而生并且一拍即合、相互呼应和推拥的时代动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创的资源和优势。再天马行空的创意，也不能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再出人意表的好点子，也需要懂它的人才能体现价值，创意总是建立在一定文化根基上，从灵感的产生，到接续灵感开展的创新创造，到欣赏者、消费者的审美接受，都离不开文化的熏陶。
文创在今天的异军突起，数字技术是重要支撑。同样，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平台的不断拓展，又得到文创的激发、引导。IP这个词汇，由互联网的术语发展成为文创的概念，证明了文化创意与数字化的紧密关联。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后，又形成共同向相关产业融合的新优势。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都以融合为特征，而且都是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风口，二者联手向相关行业融合，产生类似于“跨界联名款”的效应。元宇宙可以视为文创的最重要成果，艺术、技术、生活（生产），构成了元宇宙的三维建模。
第三，形成人文引领、法律规范、标准协同的数字时代管理体系。
数字技术为物质世界赋能的同时，也在赋能精神世界。无论是独立的数字产品，还是与相关行业融合的产品，都极大丰富了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借助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文化产品，更是明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数字技术是先进生产力，能够促进社会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激发创新，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风险。虽然目前关于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元宇宙的风险图谱主要是由西方人文学者和作用描绘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但我们仍然应该防患于未然。法律规范是最有力的手段，必须尽可能加快立法进程。同时发挥标准作为“第二法律”反应快、覆盖广的优势。要发挥文化标准化在数字化时代的作用，必须加强文化标准化，而且要加强文化标准自身的数字化，包括文化标准内容的数字化和制标、贯标、执标过程的数字化，加强标准的实时性、互通性、开放性。
无论是立法、立标（标准），还是执法、贯标（标准），人文精神的引领是根本，包括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各国各民族的精神遵循，这才是数字化时代我们的信心之基，也是终极防线。比如说，伏羲传说，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范式，我们以此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学会与天地万物相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文化传承与创新。在理念上的象、数、理合一，天、地、人合一，技、艺、用合一；方法上的以一统万、虚实相生、物我交融。
特别是将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三个重要取向与时代意识、当今生活融合在一起：
一是自然取向。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自然，但也可能遮蔽自然，让我们离自然更远。比如说沉浸式技术让更多的感官面向客体，对参与的心理、精神产生全方位的积极影响。而过度使用，违背自然，则有可能造成感官滞胀、麻木。
二是生活取向。伏羲画卦的智慧，来自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的开悟，来自生活的启迪，它反映生活，并能动地作用于生活。今天更应关注生活的烟火气，关注生产活动的乐趣，要把艺术的形式、艺术的情调、艺术的精神融入其中，让它有意思、有意义、有意味，好玩、好用、好美。而不是让数字技术反过来局限生活、压迫生活，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枯燥乏味。
三是审美取向。伏羲一画开天，是创世行为，也是审美行为，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也是中华美学的开笔。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在这里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审美创造与审美接受的基本心理，可以把握中国美学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而且，作为文化基因，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决定的作用，未来也将如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解读并接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已经深入人心，愈益转化为带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并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加持下，文化创意成为经济的赋能主体并推动各个相关产业形成倍增效益，重构并做强产业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商业潜力与投资价值，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数字化时代，文化版图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底盘，强大并且具有韧性。
数字化时代的前路，应该是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共振，因此我们有信心向更远的数字化世界进发，有信心拥抱变化，以此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既融入世界又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进入自立自信的发展进程。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人大、兰大、南开、武大、中大、中央民大、北二外专家、教授。
来源：“孙若风”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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