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革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指新旧事物间有因袭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因”范畴初见于《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将“因”与“损益”相联系，认为对以往事物的继承中是有所增、有所减的。“革”始见于《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彖传》）在《杂卦传》中又说：“革，去故也。”西汉扬雄正式把“因”与“革”作为一对哲学范畴。他说：“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法言·问道》）又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太玄·玄莹》）承认新旧事物之间既有继承同时又有变革。北宋王安石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则其所因，必有革。革之要，不失中而已”（《周官新义·附考工记》卷上），主张“世必有革，革不必世也”（同上）的历史进化观点。明王廷相继承和发展上述思想，认为“善继政者因之。故有所损益而民不骇，有所变革而民相信”（《慎言·御民》）。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新旧事物间的继承和对旧事物的变革。
文质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文指事物的形式表现；质指事物的内容、本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实朴的内容乃是“礼”的根本，华丽的形式则是“礼”的表述。北宋程颐指出“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二程集·粹言》），说明事物的内容（质）和形式（文）是“必有对待”的关系。南宋朱熹也说：“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四书章句集注》），强调内容决定形式。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形者，言其规模仪象也，非谓质也”，“质日代而形如一”（《思问录·外篇》）。事物外部形体有时看不出明显的变化，而其质却不断变化。
终始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指宇宙的始终。老子认为宇宙有始，这就是道，是一切之所本，“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庄子认为宇宙是没有始终的，“未有天地可知耶？……曰可，古犹今也……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知北游》）又谓“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则阳》）。北宋邵雍持天地有终始说，“易之数穷，天地终始，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观物外篇》）。程颢则以为天地“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二程遗书·明道语录》），其观点与先秦庄子相似。南宋朱熹提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蔡沈亦认为“阴之终，阳之始……万物之终，万物之始也”（《洪范皇极·内篇》）。天地终始相续不绝，而整个宇宙是无终始的。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终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其不见也，遂以为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将来之日，有万物皆尽之终，亦愚矣哉！”（《周易外传》）天地万物是日新不已地变化着，具体的事物是有始终的，但宇宙是无始终的。
兼独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是古人对群己关系的表述。孟子提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认为个人能参政当为民谋福，若无缘参预政治者，则独善其身。但先秦哲学家中有重“兼”而不讲“独”，亦有专讲“独”而不谈“兼”者。如“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同上）。孟子认为墨子和杨朱在“兼”和“独”的问题上，各执一偏。北宋张载进一步发挥了孟子兼独关系的观点，说：“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并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上）。强调个人（独）当以群体（兼）利益为前提。南宋胡宏补充了孟子所说之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语）者，大贤之分也。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圣人之分也”（《知言》）。认为不预政时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立言垂范，功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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