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进入尧舜禹时期以及夏代，有关星象学的记载相应地多了起来。
《尚书》的《尧典》篇，以记载了尧分配羲、和两个家族分别到不同方位观察天象并记载有关天文星象的情况而著名。据《尧典》记载，尧让羲仲住在东方的嵎夷旸谷，观察东方的星象，羲叔住在南方的南交，观察南方的星象，二人分别主持春天夏天的天文历法工作。又命和氏的和仲住在西方的昧谷，观察西方的天象，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观察北方的天象，二人又分别负责秋冬两季的天文历法工作。四人分工配合，就把全天空的天文星象和全年的历法工作都完成了。
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尧在義、和氏之外，又让阏伯当“火正”，专门观测大火星的运行情况。其原文是：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陶唐氏就是尧，火正是专门观测大火的天文官。大火，即二十八宿之中的心宿的第二颗星，简称心宿二，它是夏季南天初昏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大星，古人把它想象成火的光芒，所以又称火、大火。
这颗星在星象学的分野说中，主管殷商人的地区，故又称商星。又据《国语·楚语》中的观射父的说法：
颛顼时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则火正这个官由来已久，在颛顼时就已存在了。
但据古人注解，黎这个火正应作北正，则又与阏伯担任的火正的职刺有所不同。不管怎样，《左传》襄公九年所说的火正，确实是与大火（心宿二）有关的。后世的星象学把二十八宿作为观测日月五星周天运行的标度，其中心宿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它不光是当时人们用来确定播种季节（春分前后的黄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标志，也是古人“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纪吉凶之象”的标度之一，是星象学中一颗主要的星宿。
《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话：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什么是璇玑玉衡？历来都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进行研究，也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据《中国天文学简史》讲，很可能是指简单的天文仪器，它是用来观测天上的七个发光体：太阳、月亮和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的。所谓七政，就是这七个发光体的运行情况。而观测七政，很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农业生产定季节。因为只为农业生产和定季节，是用不了观测这么多星曜的。古人之所以对这七曜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天象的探索及对其与人类事务的关系的追求，而这正是星象学所以产生的思想基础，且对这七曜的运行情况及其与人类事务之关系的探求，也正是早期星象学的主要内容。我们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司马迁说：“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见《史记·律书》）
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用璇玑玉衡观测七政在二十八宿的运行情况，同时观察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及万事万物在每年之内的周期变化，而用十干十二子排列指示。
这是一套综合的观测指示系统，《史记·律书》的内容就是讲这个系统的具体情况的。很显然，这是在天地人整体思想指导下，观测星象、自然与人事关系的指示系统，这在舜的时代，虽说不可能如司马迁时代那样整齐完备，但至少已有萌芽。否则就不会发展成如司马迁所叙的那套系统，这里面有着内在的源流关系。
与星象学相关联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就是星辰崇拜、日神崇拜和对日、星辰的祭祀，以及对日食的救授。这些活动，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星象学在中华先民思想和生活中的影响，显示了星象学的发展程度。
星辰崇拜，是古人对星辰加以神化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和崇拜风俗。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雍州地方有祭祀日、月、参宿、辰星（水星）、南斗、北斗、荧惑（火星）、太白（金星）、岁星（木星）、填星（镇星、土星）、二十八宿和其他各种星辰（所谓“诸布”，祭星就叫做布）的神庙一百多座，陇西有类似的神庙几十处，沣、滈地区则流行祭祀崇拜昭明（昭明就是火星），亳州地区则崇拜祭祀寿星。据前人的注释，古人崇拜祭祀日月星辰，是为了祈求太平和福寿以及万物的茁壮生长。据专家的研究，这种星辰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并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这种现象，应该是星象学的内容之一。
对日神的崇拜和祭祀，也是起源于原始社会，但到阶级社会之后，祭日逐渐成为帝王统治者的专权。据研究，我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有祭日的传统。夏代尚黑，在日落之后祭日，商代尚白，在中午时祭日，周代尚赤，在早晨祭日。在周代，祭日由天子亲率百官公卿到郊外进行，仪式非常隆重。
由于对日神的崇拜和祭祀，故对日食十分重视，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人们要用各种办法进行救助声援。如《尚书·胤征》中记载，夏代的仲康时期（公元前21世纪），发生了一次日食，而负责观测天象的羲、和没能及时报告，于是“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来援救太阳。瞽是盲人，古代以盲人为乐官，他要敲响大鼓来声援太阳。啬夫是负责礼物的官员，他要赶忙奉献礼物到郊外祭祀日神。庶人百姓，则要奔走帮忙。天子这时要摆出五个兵阵，陈列五种兵器，表示救助太阳。还要到社坛擂响大鼓，由诸侯在社坛祭祀太阳。又到朝廷上擂鼓。《左传》称这是“古之道也”，表明来源久远。而羲、和玩忽职守，不及时报告，夏王仲康便按照当时的“政典”，派人杀了他们，以示惩处。
到了商代，开始有了文字，而且当时的文字记录原件大量保存至今，这就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星象学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据天文学史专家的研究，商代甲骨卜辞之中，使用了干支纪日法，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合，组成六十干支来循环纪日。而干支纪日法，一方面是历法的基础，一方面又是星象学的基础，对于星象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星象学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标志之一。此外，卜辞中又有大量的天象记事，这表明天象与占卜的紧密结合，也是星象学发达的标志之一。
据统计，甲骨文中有五次日食的记录，其中最早的一次约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的武乙时期。其卜辞的内容是：
癸酉贞日夕又食，佳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
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异变时，当时的人们就以为对人间的事务将产生某种影响，是吉是凶闹不明白，因此通过占卜来询问神的意思。
除了日食，又有月食、新星（星象学所称客星）的记录。如《殷墟书契后编》下九·一甲骨上的卜辞说：
七日己巳夕豆有新大星并火。
意思是七日黄昏有一颗新星接近了“大火”星（心宿二）。这在星象学上看是客星犯宿，属于不吉的征兆，故卜辞中予以记载。
卜辞中除了“火”之外，又有“鸟”星的记载，二星都是二十八宿中的重要星宿，而二十八宿也是星象学中最重要的星宿。
关于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至今仍有争论，而无统一肯定的结论，但商代已出现了其中的星宿之名，表明至少在当时二十八宿的划分已经开始进行，这对星象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中说：
作为世界性现象的占星术，其起源非常之早，我国大约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代的许多甲骨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有不少天象纪事，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商代著名的占星家。”（见该书第193页）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商代星象学的一个极有权威而又简明的评价。商代奴隶主阶级的天神观念很重，对于天上的星象及其与人类事务的关系，也看得十分神秘，所以他们重视占卜和星象学，设立专门的官职：巫、史之类负责此事，事无大小都要求神问卜。这里面与星象学的牵涉很多很深，故促进星象学得以迅速发展，并促成了大星象家的诞生，如上述的巫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把巫咸列入历代传承“天数”即关于星象学的著名人物当中，后人更把他加以神话，并与甘氏、石氏星占学三足鼎立，成为后世星象家尊奉的三大师之一。商代出现如此一位星象专家，足以证明商代星象学的发达。
从天文学史的角度看，商代的天文观测发展到相当水平。在当时宗教神学观的主宰下，祭神祀祖及宗教节日，均属国家大事，而这些活动无一不与观测天象、修正历法有关。这对于星象学的发展无疑有极大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的星象学发展到周代，才开始有了确切的记载和具体的内容。周代的星象学在中国星象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因为星象学的基本内容到这时都大体上问世而固定下来了。
据天文学史专家的研究，对天文观测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二十八宿，在周初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在商代甲骨文中，虽然天象的记载数量不少，但只出现了火、鸟两个星宿的名称，在《尚书·尧典》中也只出现了星、心、虚、昴四宿的名称。而在周代的典籍中，如《诗经》中就提到了定（营室，后分为室、壁两宿）、毕、心（大火）、箕、斗、参、昴等星宿的名称，加上以前已经提到的鸟、虚、星等星宿，二十八宿的十一宿已明确有了记载。
二十八宿是古人为了便于观察日月五星的周天运行而在天球黄道（太阳在天空移行的视运动之路线）附近选择设置的分段标志。到周初基本确定下来，这本身是对星象学发展的标志，同时也为星象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二十八宿，西周时期对于五大行星的星象观测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和较多的记载。如《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这里提到的“明星”、“启明”、“长庚”，都是指金星。有关岁星的记载，早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岁”字，可能提的就是“岁星”。《尚书·洪范》中的“协用五纪”的五纪之一的“岁”，汉代人也解释为“岁星”。岁星就是木星，岁星每年在天空恒星间行经一段，十二年行一周天，便有了十二段的划分，古人叫做十二次。看岁星走到哪一次，就知道为哪一年，由此而创建了把周天分为十二段的岁星纪年法。十二次的名称自西向东，依次为：
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如果某年岁星走在“降娄”，记年时就叫做“岁在降娄”。周代的古籍《国语》中就记载着周武王伐纣那年是“岁在鹑火”。
与岁星纪年相应的，周代人又创造了一种“太岁纪年法”，就是设想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太岁”在天空自东向西移行，速度与岁星相同，只是方向相反。太岁移动一周天也是十二年，每年一段。古人把这十二段用十二支表示，叫做十辰：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这两种纪年法一一对应，如“岁在鹑火”时则“太岁在酉”。古人把这两套方法结合使用，所以“岁在某次”又可表示为“岁在某辰”。其配合如下图：
这两种纪年法自在周代发明之后，便对星象学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如二十八宿一样，一直被星象学沿用下来。直到明清乃至近代某些星象家所使用的星盘，都少不了这三样内容。仅此一项，就足以看出周代星象学在星象学史上的地位。
星象学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测计每天的时刻。古人没有钟表，其计时仪器是漏壶。到周代，漏壶也得到了改善。据《张果星宗》讲，“黄帝创漏水制器以分昼夜。成周挈壶氏以百刻分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四十刻，春分秋分昼夜各五十刻。至唐，昼夜百刻，一遵古制。宋朝所用之制亦如于唐，而其法以昼夜百刻分十二时。”
这说明漏壶制度到周代已经完善，并一直沿用到清朝。《中国天文学简史》第22页图示的漏壶示意图，就与《张果星宗》所说的唐代漏壶制度完全一样，而《简史》是把这种漏壶制度归在“西周天文学的发展”一节中的。
陈遵妫先生说：“周灭殷以后，新的统治阶级为了使人们相信周之继殷，不仅'人心所归'，也是'天意所属’，利用占星术来证明这种观点，使占星术有所发展。”（《中国天文学史》第193页）这说明周代的星象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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