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天下有道无道,完全寄托于帝王一个身上,这是中国封建制度所决定的。而帝王是否有道,又靠什么来制约呢?仅靠他个人的思想修养?还是靠一套比较客观的制度?这是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但众多研究思想史的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什么重要的理论?得出了什么明确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看到。
明太祖注:明君贤臣在位立纲陈纪,夷来蛮贵貊宾,天下无争,是谓有道。惯战之马驾车以载粪,壮士化兵为农器,即却走马以粪车。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虽牧放孳生之马,不得生于孳生处所,必生于战场敌国边境。即是戎马生于郊。
此章深言欲之害道,而戒以知足也。天下有道,民安于耕,虽有善走之马,以之驾粪田之车耳。天下无道,则战争之事起,戎马生于四郊,而民无安业矣。天下有道,在古人的观念中,就是明君贤臣在位,纲纪确立而未破坏,四夷宾服。这是大一统封建帝制的最好局面,是帝王最欢迎的政治局面。但这是否最好的政治状况,则不一定。尤其是在近代民主政治发达以来,人们对封建时代的“道”,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古时的有道之治,并非最好的统治,因为那是对帝王来说最好的局面,而对广大人民来说,则非最好的局面。更何况社会发展到了现代,社会问题比之古代有了更多的变化,只是一统天下的安定无事,早已不能令人满意,如何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是现代政治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在封建时代,帝王一个的心态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安危,所以帝王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性,不胡作非为,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是衡量政治的最大标准。帝王如果私欲太强,只顾享乐,求取无厌,就会使整个国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使得国力衰退,被外敌消灭。在这种社会与思想背景下,老子所说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是有深刻意义的。但到了近代以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后,帝王制度已成了历史的陈迹,这种哲学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
明太祖注:戎马生于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见?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强,及非理慕他人之宝,则戎马生马于斯之时,罪之大祸之深,安能释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则天下国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人之有欲,乃人性之自然,硬要无欲,是违反自然的。但人欲不可极度放纵,若放纵则破坏人性的其他方面。所以欲望只可进行限制,不可绝对禁止。老子看到欲望带来的害处,故而要人无欲,这是绝对的禁止。由于这一要求违反人性之自然,所以大多数人很难达到。但从老子的教诲中,人们应该懂得一点:适当地限制欲望,乃正常人生之必不可少者。作为统治者,亦不例外。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也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毫不知足的人,必然走向无所顾忌,而招致杀身之祸,这是有许多事例可以证实的。但不能因为此而把知足的层次降得太低。随随便便就满足,这也是不符合人之本性的。太容易满足的人,是没有进取心的。这样的人,也许不会有什么杀身之祸,但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就。若人都容易知足,社会也就不会进步了。所以,知足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以知足为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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