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天下有道无道，完全寄托于帝王一个身上，这是中国封建制度所决定的。而帝王是否有道，又靠什么来制约呢？仅靠他个人的思想修养？还是靠一套比较客观的制度？这是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但众多研究思想史的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什么重要的理论？得出了什么明确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看到。
明太祖注：明君贤臣在位立纲陈纪，夷来蛮贵貊宾，天下无争，是谓有道。惯战之马驾车以载粪，壮士化兵为农器，即却走马以粪车。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虽牧放孳生之马，不得生于孳生处所，必生于战场敌国边境。即是戎马生于郊。
此章深言欲之害道，而戒以知足也。天下有道，民安于耕，虽有善走之马，以之驾粪田之车耳。天下无道，则战争之事起，戎马生于四郊，而民无安业矣。天下有道，在古人的观念中，就是明君贤臣在位，纲纪确立而未破坏，四夷宾服。这是大一统封建帝制的最好局面，是帝王最欢迎的政治局面。但这是否最好的政治状况，则不一定。尤其是在近代民主政治发达以来，人们对封建时代的“道”，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古时的有道之治，并非最好的统治，因为那是对帝王来说最好的局面，而对广大人民来说，则非最好的局面。更何况社会发展到了现代，社会问题比之古代有了更多的变化，只是一统天下的安定无事，早已不能令人满意，如何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是现代政治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在封建时代，帝王一个的心态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安危，所以帝王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性，不胡作非为，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是衡量政治的最大标准。帝王如果私欲太强，只顾享乐，求取无厌，就会使整个国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使得国力衰退，被外敌消灭。在这种社会与思想背景下，老子所说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是有深刻意义的。但到了近代以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后，帝王制度已成了历史的陈迹，这种哲学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
明太祖注：戎马生于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见？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强，及非理慕他人之宝，则戎马生马于斯之时，罪之大祸之深，安能释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则天下国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人之有欲，乃人性之自然，硬要无欲，是违反自然的。但人欲不可极度放纵，若放纵则破坏人性的其他方面。所以欲望只可进行限制，不可绝对禁止。老子看到欲望带来的害处，故而要人无欲，这是绝对的禁止。由于这一要求违反人性之自然，所以大多数人很难达到。但从老子的教诲中，人们应该懂得一点：适当地限制欲望，乃正常人生之必不可少者。作为统治者，亦不例外。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也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毫不知足的人，必然走向无所顾忌，而招致杀身之祸，这是有许多事例可以证实的。但不能因为此而把知足的层次降得太低。随随便便就满足，这也是不符合人之本性的。太容易满足的人，是没有进取心的。这样的人，也许不会有什么杀身之祸，但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就。若人都容易知足，社会也就不会进步了。所以，知足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以知足为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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