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老子的重与静，由唐玄宗发展为权重与心静，而且是皇帝的权重与心静。这是唐玄宗对老子思想的一个运用。权集中于一人之手，这就是权重。心不求物欲之欢，这就是心静。能此二者，皇帝的威严才能建立并保持。人不能没有辎重，皇帝不能没有权力。人无辎重则必遭冻馁，皇帝没有权力则必有杀身之祸。心轻躁，将导致不问政事，大权旁落，所以心静无欲，是当帝王的一大原则。
明太祖注：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举事，必先以身为重，然后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静、轻、躁”四字，乃云不欲胡为轻发，亦不许犹豫也。终日行者，行道心也，不离辎重者，以此辎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魂所栖之处，若神魂而妄虑妄为，使不守其心而纵其所欲，是为离辎重也。譬如帅师远行而入敌境，岂有弃其军粮而先行焉?先行则失粮，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重与静是相关联的，心静才能不妄动，不妄动才能稳重，稳重就不会被人摇夺，不被人摇夺，这才是皇帝最大心愿。明太祖又补充一点，不仅不胡为轻发，而且不许犹豫。稳重过头就变成犹豫，遇事犹豫也会坏事。所以重与静也要有一定的分寸。人心是支配人的行动的中枢，心中不静，胡思乱想，导致胡作非为，这就失去立身的根本，所以明太祖把心静比作大军的粮草，须臾不可丧失。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皇帝稳重心静，不仅是其保身的要领，而且还能对天下之民产生不烦劳的好处。皇帝的欲心一动，没有不劳民伤财的，所以皇帝少一点胡作非为，老百姓的日子就多一些安定，少一些灾祸。人们常说天灾人祸，天灾往往是人力所无法避免的，而人祸则多起于最大的权力者皇帝的欲心。但是皇帝身处荣观的环境之下，要想保持燕然安处的心态，也很不易。因为荣观的环境，对皇帝的欲心起到强烈的引诱作用。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实属不易。抵挡不住诱惑，最后就是身败名裂，家天下换主人，那时虽然后悔，亦来不及了。
明太祖注：言守身之道甚坚如是，且吾有微宝赍持行途间，或曰他处有美玩者，欲与吾同往观之，此所谓荣观。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宝耳，持心以静，不欲他美者，故燕处超然是也。此言因有发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骏而游是也。岂不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纣乃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纣亡其身矣。
统治天下，当有一种惕惧之心，即“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时时提防出现失误。有此心则不会放纵享乐，则会慎重从事，长保而无失。明太祖是有这种惕惧之心的，所以他知守己之微宝，而不欲他美者。得天下即是明太祖的微宝，有此之宝还求什么昵?像那种物质上的享乐，在明太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身为皇帝，天下之事都要操心。但一人之心有限，不能把天下所有的事都顾及到，所谓日理万机，就是清世祖说的身劳天下之细。皇帝所要注意的应是有关天下国家的大事，而不是琐碎小事。能识别什么是大事者，自然不会为小事分心。不为小事分心，其身不劳而逸，其心不劳而静，其势不躁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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