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上讲到河图,可以追溯到《尚书》和《论语》,而完整地讲到河图洛书,最早就是见于《周易·系辞》了。《系辞》的这一段原文是: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天生神物,还有靠圣人来制定运用的法则;天地的变化,还要有圣人来效法;天垂示出象,呈现出吉凶,圣人就用它来模拟;黄河中出图,洛水中出书,圣人就依据它来制定规则。因此,易有四象,目的是用以呈现给我们;系之以辞,目的是用以告知我们;定之以吉凶,目的是用来做判断。
后人根据这一段文字当中的“河出图,洛出书”总结出河图洛书,其中把河出的图称作河图,把洛出的书称作洛书。
那么,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竹书纪年》中说:“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这段文字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一、河图洛书,一个出自河(也就是黄河),一个出自洛(也就是洛水);二、河图为龙之图,洛书为龟之书;三、“赤文篆字”应该分别对应了龙图和龟书,龙图为赤文,也就是红色的图,龟书是用篆字书写,可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图一书,河图为图,洛书为书;四、河图洛书授给的是古代圣王黄帝,也就是说,河图洛书出于黄帝时代。
由此可见,河图洛书本来是一图一书,但后来被普遍认作是不同的两幅图:一幅是十数图,一幅是九数图。而九数更像是对龟背的描摹。
元代吴澄《易纂言》说:“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后毛,后一六,前三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阳奇阴偶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拆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拆文如字画,而谓书。禹则自其一至九之数,以叙洪范之畴。”
显然吴澄的《易纂言》与《竹书纪年》看法不同:首先,《易纂言》认为河图洛书出于不同时代,一个是伏羲时期,一个是大禹时期;其次,《易纂言》认为河图是图,洛书也是图。这种看法其实早在宋代已经定型,所以元代的吴澄如此认为毫不奇怪。而且《易纂言》所言河图和洛书的数字排列形式,也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河图洛书相同。不过,他在这里说明河图洛书的载体,分别是龙马和神龟,而且都是后背上的图案。
龟背像一个天生的九宫格,如果把龟背的分格约分为九个格,那么,按照九数洛书的数字排列填满九个格,就成了天然的九数洛书,这也许正是古人把龟背当中九数洛书载体的灵感源泉。
由此可见,河图洛书应该是一个神话传说,图和书一个来自于黄河,一个来自于洛水,都是从河水里出来的从名字上理解,最初应该是河图是一幅图,洛书是一卷书。但到了宋代,有人画出了河图洛书,因此,在宋代以后,河图洛书都成了图。其中一幅是根据九个数字画出的图,一个是根据十个数字画出的图。而两幅图的根据差不多都来自于《系辞》对天地之数的描述。通常情况下,在朱熹之前,九数图被当作河图,十数图被当作洛书;但在朱熹之后,则二者颠倒,十数图被当作河图,九数图被当作洛书,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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