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之秋

初秋一个薄阴的早上，我来到栖霞山。

几个月之前，我曾期待什么时候能与它相遇，没想到机缘来得这么快。并且，它离我下榻的南京大学很近。

景区内游人只二三人。四下阒寂。

只有这样的时刻，我们的感官才能亲近“丛林”的真义。

栖霞寺山门扁额“摄山栖霞寺”，乾隆手迹。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跸栖霞，为它作了一百多首诗，称赞它为“第一金陵明秀山”。他对栖霞的倾倒，除了风景外，它浓厚的佛教氛围也是重要原因。置身于响彻千年的梵钟，乾隆禁不住写下了《栖霞佛赞》。关于乾隆对佛教的崇信，多有异议。他在栖霞留下的诸多遗迹，可为这个问题提供丰富的佐证。几百年过去了，肉体的乾隆己化为尘烟，但文化的乾隆依然雄踞，在文艺作品中，在江山绝胜处。从人类的集体记忆来看，时间越是久远，作为一种现象的皇帝，其文化光芒越会强烈。三皇五帝虽然远在时光那一端，但我们对他们仍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

过了山门，绿色掩映之中，一团高耸的金光吸引了我的脚步。走近一看，这是一座由里外两层、数瓣莲花造型构成的雕塑，有两三层楼高。每瓣莲花镀以金色，浮雕经文，书法精妙。显然，这座雕塑出自当代艺术家之手，佛教圣物莲花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宏大与崇高。在薄阴的天空下，它熠熠生辉，摄人心魄，栖霞山似乎也因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

我想知道它的名称，绕了一圈，没找到文字说明。问旁边清扫落叶的老人家，他说不知道。后来，净善法师告诉我，它叫“三论莲花”。栖霞寺是佛教三论宗的祖庭，“三论莲花”昭示着栖霞寺在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论莲花

寺前的广场很宽阔。广场一侧有明征君碑，记载着栖霞寺的由来。南朝刘宋泰始年间，北方名士明僧绍南下，隐居栖霞山，筑栖霞精舍。南齐永明年间，他舍宅为寺，延法度禅师居之。栖霞精舍就是后来的栖霞寺。此碑建于唐初，碑阴“栖霞”两大字为唐高宗李治御笔，王世贞称其“雄丽飞动”。漫漶的碑文，仿如栖霞寺古老的皱纹，肃穆，沧桑。

我期望见到六朝松。

栖霞山诸多风物中，六朝松最受文人骚客的青睐。从唐刘长卿的“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皮日休的“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到明焦竑的“花发鸟啼千嶂雨，崖枯僧老六朝松”，清方文的“门外六朝松，夭矫虬龙姿”，张玉书的“洞古栖千佛，松高响六朝”，它枯老了一千多年，也腾跃了一千多年。诗人对它的迷恋，因为它的饱经风雪，阅尽沧桑。栖霞寺屡经兴灭，不复当初的模样，而寺门前的六朝松永远屹立，一直见证着它的兴衰荣枯。透过六朝松斑驳的面容，人们看到了前代的刀光剑影，世事的变幻无常。“六朝遗迹剩孤松”，因此，人们的思古幽情往往寄托于它。

清初，寺门前的六朝松只剩一棵。康熙年间，吴世杰在栖霞寺所见，是“旧多古松，芟刈殆尽，今六朝松只存一矣”。官府连它都不想放过，欲伐松造舰，竺庵大师上书当局，它才得以幸免。竺庵弟子楚云禅师为它赋诗，有“只恐终龙化，风雷起混茫”句，欣喜之中有隐忧。二十年后，康熙三十年（1691）的秋天，它两枝树干为风雨所折，独存一枝。乾隆年间，王文治见到的六朝松仍然富有生机，因有“山留太古碧，松是六朝青”句。1765年，乾隆三幸栖霞，也说“春日重临寺，六朝尚有松”。

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江南遭兵燹洗劫尤烈，栖霞寺荡然无存，六朝松当毁于此间。楚云禅师住持栖霞时，王士祯说禅师“手植万松，虬鬣龙鳞，当与此山不朽”。如果没有之后的连绵战火，今天我们至少能看到楚云禅师的万株松树。会是多么壮阔的风景！

广场两侧离寺门不远处，各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此时是初秋，银杏树叶还是绿色。等到深秋，它们漫天金黄，栖霞寺会染上另一种明丽。不由想到另外两株银杏，和六朝松一样古老，明吕克孝“阶前双杏树，曾见劫灰时”有它们，清方文“古杏数百年，交柯立阶墀”有它们。它们见证过无数劫灰，却终究逃不过成为劫灰的命运。

明征君碑（正面）

明征君碑（背面）

在祖堂历代高僧牌位中，我见到了竺庵、楚云师徒两人的牌位。来栖霞之前，我对他们已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我老乡。竺庵禅师，湖南醴陵人，俗姓龙。楚云禅师，湖南娄底人（清代属湘乡），俗名龙宏戴。清初，师徒两人先后住持栖霞，使明清之际毁于战火的栖霞寺重放光彩，并使曹洞宗得到振兴。时任礼部尚书的王泽宏有云，“（栖霞寺）自六朝以来，代有高僧宣扬佛法。至觉浪、竺庵两禅师而道风益振，继起者则楚云和尚，尤法门之龙象也。”师徒两人还擅诗。沈德潜曰竺庵诗“有生趣，另备一格”，王士祯说楚云“诗句似寒山”。可见都是诗中高手。

毗卢宝殿是栖霞寺的核心建筑，其前身是毗庐阁，楚云禅师建于康熙三十年（1669）。为建毗庐阁，他“游陈蔡，渡滹沱，登太行，持钵燕赵之郊，往返万里”。正是因为这种坚强的毅力，在住持栖霞寺的三十多年间，他修建了十几座建筑。并在卸任后，以六十多岁高龄带领弟子修纂《摄山志》，两年功成。王泽宏说“楚公魁杰雄伟，有大人之度，使其得用，必能建功业以康济斯世”。诚哉斯言！

从世俗角度看，楚云禅师没有建立功业，但是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他是有很大功业的。民国以前有数种栖霞山志，现仅存乾隆年间陈毅撰《摄山志》，而它是建立在楚云禅师撰志的基础上。

毗卢宝殿前，红色的、白色的莲花在大缸内怒放，鲜艳夺目。文明正如这莲花，只要有种子，哪怕沉眠千年，总有一天会发芽、壮大。栖霞寺之所以能一再从战火中重生，是因为楚云们一直传承着文明的种子。

栖霞寺毁于咸丰年间的战火后，荒凉数十年。1919年开始，宗仰上人及其弟子若舜上人前赴后继，修复栖霞寺，1936年基本恢复到现在的规模。此刻，我看到殿宇巍峨，佛像亮丽，场所清净，绿荫幽深，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像新生婴儿一般精致耀眼。中国佛教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美好的时代。有一张1940年代的栖霞寺照片，对比之下，可看出几十年间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其动力来源于科技进步，也来源于社会进步，而和平安宁是最重要的前提。

毗庐宝殿

1940年代的栖霞寺

现在的栖霞寺

从栖霞寺出来，净善法师微信约我见面，我说下午拜访他。看来，我只能选择一条短一点的登山路线了。

千佛岩、舍利塔紧邻栖霞寺。千佛岩成于六朝，舍利塔建于隋。沧海桑田赋予它们以残缺。而残缺之中，昔日的华丽雕琢依然历历在目。二者融于一体，具有惊心动魂的美感。

于栖霞寺而言，千佛岩的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栖霞寺。南齐时，明僧绍之子仲璋与法度禅师在岩下凿无量寿佛、观音、势至像（即三圣殿），为千佛岩之滥觞。之后，诸多南朝王族赓续，成像千尊。栖霞寺遂以“千佛名蓝”誉满天下。隋文帝时，建舍利塔供奉佛祖舍利，栖霞寺地位进一步提高。

舍利塔

舍利塔浮雕

舍利塔浮雕

千佛岩

千佛岩三圣殿

千佛岩雕像

千佛岩雕像

接近正午，阴翳散去，天空澄彻。

栖霞寺位于山脚，过了千佛岩，路开始缓缓爬升。山上林木茂密。阳光透过密林，在林间、路上落下零落的光斑。知了的鸣唱弥漫山林。游人更加稀少。

山腰处有乾隆行宫遗址。行宫历时六年建成，有殿堂馆舍2000余间，是乾隆南巡诸行宫中最大的一座。同样毁于咸丰年间战火。春雨山房、太古堂、白下卷阿、有凌云意……多么优美的名字！现在只剩下零散的墙基柱础，野草在上面恣意蔓延。

乾隆一生写诗无数，是有史以来最为勤奋的诗歌写作者，但没有人称他为诗人。“鸟语花间出，泉声竹里流”、“苍松湿垂露，密竹霭生烟”、“树色自太古，山花又好春”，这些作于栖霞的诗句，不算很好也不算差，但对于乾隆来说算是神来之笔，上百首诗里也就这么几句。这是面对栖霞秀丽山水的乾隆。枯坐紫禁城的乾隆，终日面对批不完的奏折，能整出多么好的诗句呢？换作李白、杜甫也会大失水准。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皇帝，实在廖廖。李煜如果不是亡国之君，能否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好诗需要打磨，需要推敲，大多是时间的产物。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是神一般的存在，不是艺术创作的普遍现象。如果乾隆成为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诗人，乾隆盛世能否出现恐怕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是枯水季。行宫旁边的山涧又宽又深，雨季时山水一定很猛，但现在没有一点水。白鹿泉也没有水，只剩一面不起眼的崖壁。

乾隆行宫遗址

乾隆行宫遗址

在祖师塔院，我找到了楚云禅师的师祖觉浪道盛和尚的塔墓。当年，他是明遗民的精神领袖，钱谦益与他过从甚密，方以智、屈大均为其门人。他的朋友圈不少反清复明的人物，难免让人猜测他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干系。顺治十五年（1658），他与钱谦益会于杭州，或以为有涉郑成功攻取南京的计划。现在，他的塔墓位于塔院不起眼的角落，在十几座整齐划一的塔墓中，没有一点特别之处，看不到丝毫的风云痕迹。

王士祯在《游摄山记》中记载，“禅堂后，为觉浪和尚塔院……与隋舍利塔相望。”可见，觉浪和尚塔院最初紧靠栖霞寺，并且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塔院。现在的塔院和祖师塔显然是近些年重建的。两位老乡不在其中。竺庵禅师化于江西寿昌寺，其塔在南岳。楚云禅师从栖霞退居后，亦归老南岳。两个湖南人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清李元度纂《南岳志》对楚云禅师的记载非常简单，仅称他为“南岳寺僧”，对他身为栖霞一代高僧的事迹不置一词。可能这是楚云禅师刻意低调的结果。

祖师塔院

路边，长春藤、吉祥草、贯众、鸡爪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布谷布谷”，一只鸟在林间寂寞地鸣叫。

一棵枫树率先披上了秋色。

然后，在桃花涧听见了水声。溪水虽是涓涓细流，但涧中石头多有凹坑，溪水流过，悦耳的水声便主宰了清静的山谷。鼎革之际，“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出家于桃花涧葆贞庵。几十年后，孔尚任在栖霞山搜集李香君事迹时，作《游栖霞寺》诗，有“红叶村村好，村头即寺前。桥通秋涧水，门对夕阳田”句。那是深秋了。他一定到过桃花涧，掬过桃花涧的溪水，听过桃花涧的水声。如今，葆贞庵早已消失了，其遗址上的桃花扇亭是新建的。只有桃花涧的水声依旧，在喋喋讲述着桃花扇的故事。

李香君有三个归宿。一个在葆贞庵，青灯古佛相伴度过余生。桃花涧附近有李香君墓，芳草萋萋。一个在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商丘，也有一座李香君墓。据说侯方域带她回到家乡，但她为名门望族的侯家所不容，含恨而终。一个在《桃花扇》中：清军渡江，弘光朝灭亡，侯、李二人相遇于栖霞山，为张道士点拨，双双出家。前两个归宿，不知孰真孰假。第三个归宿则是孔尚任的虚构。无论哪一个归宿，都令人不胜唏嘘。《桃花扇》面世后风行一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为侯、李二人的命运所感染。以明清易代为时代背景的《桃花扇》，又一次印证了国家不幸诗人幸。战乱、动荡比和平更容易催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生灵涂炭，没有刀光血影，没有生离死别，就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会有《桃花扇》。今人往往哀叹当下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固然是好东西，但和平比伟大的文学作品美妙得多。既要和平，也要更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这种梦想当然是值得响应的。但如果不能实现，我宁愿要更多的和平。世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已足够多，既使我每天都读，到死也读不了千分之一。和平越长久，这些伟大的作品才能为越多的人读到。

二十分钟后，我坐在了净善法师的书房里。书房不大，最多的是线装古籍。有一位儒雅的年青人在座，经过交谈，得知他是侯印国教授，清代私家书目研究专家，而法师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员，因此话题多跟古籍相关。我问法师寺里是否有楚云禅师诗文遗存，他说以前栖霞寺的藏书是很多的，但是都没有保存下来。我寻求楚云诗文集的愿望看来是奢望了。法师谈及近年来栖霞寺的古籍整理颇有成果，并出示陈毅撰《摄山志》的影印本，用纸、装帧非常考究，令我不忍释手。侯教授和法师还谈到古籍整理的计划、设想。在这个小小空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如同大地下的潜流，难以察觉，但永不断绝。

不知不觉到了法师做晚课的时间，我们就此告别。法师赠我《南京栖霞山贞石录》一套、手工刷印菩萨像、心经各一幅。

走出栖霞寺，时近黄昏，不知何处传来悠远的钟声，正是“钟磬闻何处，诸天总寂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