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益澧是晚清名将兼名臣，功勋卓著，史有定论。另一方面，对其人品非议之多、之厉，在名将名臣群体中也很少见。他早年在乡里就声名狼藉，清代官方文献《清史列传》为尊者讳，避而不谈。《清史稿》虽然没有回避，但有美化之嫌：“少不羁，不谐于乡里，客游四方”。曾国藩幕客朱孔彰所撰《中兴将帅别传》的表述就很直率：“少不羁，不为乡里所容，逃之四方”。就是干了坏事，无法在乡里立足了。看来这件事不是小事。晚清名人李慈铭在日记里写道：“蒋益澧者，湖南湘乡人，贫民子，少与其父俱无赖，为盗贼，积犯累累。扬州人朱孙诒知湘乡县，捕其父子，痛惩之，置之立笼，将押毙之，其党潜入署，放益澧出，得免，而其父竟死。”蒋的祖父蒋湘墉，举人，湘乡有名文人，蒋父是国学生，因此李氏日记所说令人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蒋早年以劣迹闻名乡里，应是事实。蒋益澧缺点明显，优点也很突出，勇猛，脑子灵，学习能力强，有魄力，敢想敢干。运气也不错，遇到了诸多品德高尚的师友，不但包容他，而且苦心培养他，给予他施展才能的平台。在机遇到来时，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一名湘军小兵到成为封疆大吏，只用了十二年。罗泽南在世时，对蒋的品性修养影响最大。罗逝去后，刘蓉继承了他作为蒋的精神导师的角色。因此，蒋曾在给刘的信中这样说道：“赖老伯大人及罗师遇事训诲，曲赐栽培，幸免陨越。自罗师殉节以后，所奉为步趋者，惟老伯耳。”可见，他是一直把刘当成自己老师的。在他成长过程中，刘在一些重要关头发挥过重要影响，提点他，剔厉他，使他在将要脱轨时重回正轨。蒋益澧初入湘军，跟随罗泽南弟子王錱，后来入罗军，表现出色，被罗收为门生。咸丰五年八月，罗军增立副右营、副中营，由刘蓉、李杏春分领。九月，增立左营，罗泽南、刘蓉、李续宾一起商量营官人选。罗本有人选，而李坚持用蒋，罗最后虽然同意了，但警告李说：“如此儿偾事，惟尔是问。”刘应该没有反对李的意见，如果他也反对，蒋是不可能当上营官的。随后，蒋打了几次胜仗。十一月，武昌克复，蒋有功，授知府衔。次年三月，罗战殁，其军由李独领。五月，李升蒋为统领，辖二千五百人。正在个人前程一片光明之时，七月蒋大败于黄州，武昌得而复失。蒋遂被降为营官，其部精减至五百人。八月，蒋以母丧归湘。考虑到蒋益澧曾有战功，李续宾对其惩罚已经减至最轻，但蒋归湘后与李几个月不通音信，可见对受罚是不满的，这给两人的友谊蒙上了阴影。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两人关系濒临破裂。九月十九日，正在家乡募兵、准备前往江西支援曾国藩的曾国荃写信给李续宾，请派蒋益澧率部援江。此时，李也很需要帮手，故于十月十四日回信拒绝，答应攻下武汉后迅速援江。由于李、蒋没有直接通信，刘蓉就成了两人的信息中介。十月，刘致函李，说蒋已答应赴江，而如果“还其旧部，添募五百，庶乐来从事”。就是说如果恢复其统领之职，还是愿意继续作李的部下的。对这样的“要挟”，李很气愤。由于李与刘私交非常好，故在十一月初三日复刘的信中，合盘托出了他在处理蒋黄州之败一事上的苦心，至于蒋的去向，“凭其自便可也”，就是不想再用他了。李续宾给刘蓉的信中，还说“七月十一、十八两战，咸以此营为不可靠，群言沸腾，无复有为此人原者。此人指蒋益澧亦饫闻外间议论，自言士不可战......老兄与老师指罗泽南及某，素以厚道待此人，而思有以成之。”。可见，当时蒋在罗军中的名声差，左宗棠也说他与营官们关系不好。但罗、刘、李还是培养他，希望他走正道。刘虽然不是蒋的上司，但资历老，威望高，蒋对他是尊敬、信从的。两人私交应该也不错，蒋的一些个人隐私，对刘也不保留。由于李续宾拒绝了曾国荃，蒋益澧去不了江西，只好写信给李，表示拟于十一月底回营。而李回信不置可否。蒋对其含义是心知肚明的，故而没有赴营，只能闲居乡间了。十二月，湘军元老、曾任湘乡县令的朱孙诒再度莅临湘乡，督治团防。他与刘蓉交情很深，刘和罗信南、王勋、蒋益澧、朱宗程、魏万杰、康景晖、杨昌濬、李续宽等湘军早期骨干两次宴请他。蒋是第一次宴会的东道主，这样蒋和朱也就建立了密切联系。咸丰七年二月，太平军进入广西后，湖南巡抚骆秉章可能考虑过请刘蓉、黄淳熙率兵援粤。三月，朱孙诒在长沙致函刘，请他来省，可能就是商量援粤之事：“若老棣指刘蓉肯来省，或可以倡率得起，黄子春即黄淳熙兄勉强劝伊起病，然一出来而不投机之处甚多，他亦急于要见吾弟，并想告假亲造府庭。”因要侍养老人，刘无法出山。不久，骆命蒋益澧募勇进省训练，很可能是朱、刘向左宗棠推荐的结果，当时左是骆的幕僚。由此，蒋益澧再次获得了展现才能的机会。在长沙练兵时，大概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注意言行，左宗棠为此很高兴，写信给王錱，说蒋“似近有志学好也”。四月下旬，蒋益澧将带兵赴广西，刘蓉写信给他，教他待总哨之法、抚兵勇之道、求当世之人材、慎进止之机宜。五月上旬，蒋在衡阳复信，说将刘的叮嘱“已请幕友楷写一通，作座右铭矣”，并且反省了自己的毛病：“血气用事，喜怒无常节，是侄深痼之疾，虽尝恸自修省，然警惕偶疏，往往窃发于不觉，因思易发难制，惟怒为甚！”可见刘的教诲对他是有作用的。五月，蒋益澧连打了几次胜仗，升为道员，加按察使衔。七月底，收复广西重镇兴安。八月，左宗棠写信告诉胡林翼：“自全至桂林，官民欢声雷动，盖亦闻所未闻。其实芗泉指蒋益澧在湘，盖亦二三等人才耳。平日不留心访察，临时又不知斟酌委用，何能得济？”他这么说，明显是针对胡的，因为胡很不赏识蒋。十一月，蒋收复平乐，左又致信胡，说“此才指蒋益澧亦颇难得，惟心地不纯净，才气太露，则少读书之故也。”说明蒋的人品问题还是很明显。左又说：“人才用不尽，总要用当其才。楚才之经涤公指曾国藩吐弃及自鄂归者，一经拂拭训勉，便各扬眉吐气，亦不可解。” 这是嘲讽曾国藩、胡林翼不会用人，而对自己起用蒋颇为得意。这也说明他对刘蓉施于蒋的积极影响是不了解的。十一、十二月，刘蓉两次致信蒋益澧，一是约他拜访在家守制的曾国藩，二是为蒋家遇到的一件麻烦事提出解决办法。蒋复信感谢他“无微不至”，并请他“终身秘之，勿复为外人道也”。可见此事不是好事，如果散播出去，会损害蒋的名誉。它可能发端于两年前，咸丰五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诸弟，说“蒋芗泉之事，唐蘋翁指唐逢辰，时任湘乡县令迫于邑绅之言，不能不办。但须轻妙，不着痕迹。若过于着迹，必至大伤体面，将来使带勇者人人有自危之心，即罗山指罗泽南、迪庵指李续宾亦觉为之不怡，非所宜也。前年在衡州时，与季弟指曾国葆定陆营薪水单，五百人一营者，每月营官、帮办薪水二百六十两。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若专办蒋家，则未免厚于外人而薄于邑人，故兄日内于此事极踌躇也。大营事件甚多，凡关涉本邑者，诸弟总以不管为妥。”咸丰七年十二月，赖史直任湘乡县令，接手处理蒋家之事。从蒋复刘的信来看，蒋家要付出不少银两，才能解决此事。因此，蒋在信中对赖极为诋毁：“新尹号称古愚，实借忠厚以文其奸险。”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蒋对刘非常信任。 咸丰八年二月，蒋益澧趁回湘招勇的机会拜访刘蓉，然后刘带他拜访了曾国藩。请曾斡旋帮助解决蒋家之事，也许是此行目的之一。四月，广西巡抚劳崇光奏调朱孙诒至广西督办团练。随后，蒋重赴广西军营，将刘致朱信、曾给朱题写的匾额带给了朱。 咸丰九年四月，蒋益澧授按察使。不久，升为布政使，此时他才三十三岁。年纪轻轻便已成为仅次于督、抚的高官，使他得意忘形，劣性复燃，贪污腐化，在同僚面前气焰熏天，侮辱广西学政李载熙，为其人生的再次挫折埋下了伏笔。八月，因其军事部署失误，太平军得以围困桂林。李因此参劾蒋：“益澧贪鄙任性，偾事殃民，自击退平乐贼匪后，并不追剿，反赴修茘，致贼蹈虚窥省。迨省城被围，益澧仅以疲病之兵千余人回援。以养勇为名，浮冒钱粮，遇有调发，雇募充数。贺县团勇击贼得力，乃忌其功不用。坐拥厚赀，不发军饷。”虽然情节非常严重，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新任广西巡抚曹澍钟为之说情，清廷遂革去其布政使，降为道员，算是从轻处理。 蒋益澧被参固然和官场倾轧之风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其品性粗鄙。作为其恩人的左宗棠，一方面为其护短，以减轻其处罚，另一方面也承认其劣处。他写信给刘长佑，说“芗泉年少气盛，性质偏驳，事上接下，均多不合，被议固宜。”又写信给刘坤一，说“芗泉少年气盛，位愈高而意气随之而长，故有此波折。”又说“经此一番磨励，当可有益，不必为之惜，转可为之贺也。” 左这是给自己找台阶，毕竟他是蒋的最大推手。实际上，蒋益澧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要借助他人之力来约束自己的劣性。这时，他又想到了刘蓉，希望得到他的教诲。十二月上旬，蒋在桂林见到朱孙诒，把这个心愿告诉了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犯了错，不好意思直接写信给刘，就请朱转达。这年九月，朱回了一趟湖南，十二月初六日才回到桂林，对蒋的问题了解还不多，但已发现比李载熙所参更为严重。十一日，朱给刘写信，说“蒋芗泉之事，沿途所闻，甚于所参，而曹中丞指曹澍钟待之极厚，芗泉亦颇感激。”同时请刘给蒋写信予以教诲：“昨晤芗泉，颇欲得老棣一信为荣，为此洁诚代求老棣，概赐一音与芗泉，随便几句，使渠奉为榘范，痛改前非，未始非老棣始终成全之道也”。过了不久，朱孙诒对蒋的劣迹了解更多，遂又于咸丰十年正月廿六日写信给刘蓉，说蒋“日惟以设法取乐为事，唱戏饮酒，打牌赌钱，贪奢邪酷，□□出于人情之外。言官所参奏者，尚不及百分之一，其待兵勇之刻，尤寸斩不足以蔽辜。不料事隔一年之久，其大改行为，一至于此。广西正派官绅皆曰：湖南之银白花，湘乡之人白死，凑了蒋芗泉混了几天藩司，而广西之事不惟照旧，且更坏矣。诚哉是言也。湖南之人亦云然。”可谓令人瞠目结舌。对官场腐败，朱一向是痛恨的，很可能说了不利于蒋的话，使蒋对他产生了恶意，朱因而在信中说蒋对他“尤不怀好意，所以兄在此实如坐针毡也。”刘蓉收到朱孙诒的信后，是如何规劝蒋益澧的，无从得知。从九月上旬曾国荃给刘的信来看，刘应该是给蒋去了信的，但蒋长时间没有回音：“芗泉久无书问，而又处窘乡，捐事自可从缓，而于尊处音敬疏阙，亦殊令人不可解耳。”无论这段时间蒋的心态如何，在军事上还是顺利的。七月，收复浔州，清廷复其布政使原职。咸丰十一年正月，刘蓉、朱孙诒随骆秉章援川。此后，刘、蒋相隔辽远，数年不通书信。而两人的事业都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上升，很快达到人生巅峰。同治元年，蒋任浙江布政使。三年，护理浙江巡抚。五年，升广东巡抚。他在治理浙江、广东期间，实施了不少善政，培植文教，发展经济，为百姓纾困，赢得了不少赞誉。与此同时，对其品行的非议亦如影随行，如任浙江布政使时，好男色，“年少得军功及捐班之吏，多被污辱”；任广东巡抚时，滥支公帑，被罢免、离任时以赏银让绅民送万民伞等。但和其耀眼的功绩相比，这些污点是瑕不掩瑜了。在事业成功之时，蒋益澧并没有忘记刘蓉的栽培之恩。同治四年三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编织罪名，诬参时任陕西巡抚的刘蓉。八个月后，这场牵动许多人神经的风波才算尘埃落定。由于刘勤政爱民，治理陕西卓有成效，民间对他呼声很高，最终得以留任。为此，蒋写信给他表示祝贺，并感恩其昔年的培养：“侄以粗疏，仰邀裁植，方有今日，饮水思源，敢忘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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