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先生复郭嵩焘，谈学问之道，对昔年读书不欲多之谈有所纠正，谓博览群书之前“必先玩索四子、六经，沉潜反复，既得其宏纲要领所在，然后求之百家诸子”，望郭用心理学，勿只习词艺。△五月，先生复曾国藩书。因曾公信云“宋之五子，明之王文成、薛文清、胡文敬、刘蕺山诸儒，皆墨守《大学》一书，遂成大儒。薛、胡二子谨守绳墨，醇正无疵，以继程、朱之后，良无间然”，先生以为不然，因论王阳明等大儒之失，“阳明首倡异说，痛诋紫阳，欲立异以为高，乃援儒而入释”。并诠释格物、慎独、静坐相关问题，“古人格物之功，在即物而求其理，固非有次第之可言。然推其用功之方，亦自有先后缓急之序，不可泛骛而并营也”。此时，曾公受唐鉴影响，始入理学之门，境界方浅。可见先生于曾公有导引之功。△十二月，鸦片战争中清军之败，使先生忧心不已，遂致书某官，以为内忧甚于外患，“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详陈内忧五端：吏治不廉而民生日蹙，贿赂公行而官箴日败，风俗益坏而人心日偷，财用日匮而民业日荒，盗贼横行而奸民日众。此书洋洋近万言，论事周详，直率不讳，言辞尖锐。先生胸怀天下，概可见矣。△十二月，致书罗泽南，示其馆中诸生持守涵养，附《致某官书》。时罗公馆于洲上朱宅。△十二月，罗泽南复书，对先生示诸生持守涵养、揭示阳明学之毒表示赞同。对先生上书某官，罗公则以为“尤宜谨慎，不然，出位之谋欲伸，及身之灾难料”。罗公信中附《养气论》，请先生订正。△十二月，先生复罗泽南，以为《养气论》“所以论述先儒之指要，虽若多所发明，而或颇失其本旨；所举功夫之节度，虽若极其详密，而或不得其要领；所推功效之极至，虽若极夫高远，而或颇过其分际。至其所以反复推阐之意，虽若极其深切，而或不能使读者有所感发兴起于其中也。是以纲领虽具，而每有过自主张之嫌；条目颇繁，而不免强求贯通之弊。至于行文措词，亦或未中步趋，往往累幅盈篇，莫得其真意要切之所在。若出一时仓猝、掇拾补苴而为之者，亦恐未能果当于修词立诚之旨也”。列十二条，凡数千言，详加指正。先生之理学进境，由此可见一斑。按，《养气论》未见存世，或因未获先生认同，罗公不欲其流传也。是年，彭竹溪来书，意谓理学无用。先生复书反驳，“夫天下无理外之事，斯无事外之理”，“二帝、三王之治，五臣、十乱之功，莫非理学之明效”。是年，曾国藩集东坡句为联云“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寄赠先生。六月，曾国藩复书，谓去年先生信中“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自认对前明、本朝大儒“不克辨其得失”，而对先生论文与道之关系，则不以为然，“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盖先生信中有重道轻文之意。七月，在长沙半月，应酬繁剧。晤曾国潢、曾国华。与郭嵩焘相聚四日。郭崑焘于此间结识先生，得先生赞赏、教诲。按，此书由曾国荃出京带回，而陆宝千《刘蓉年谱》误以为曾国藩出京时所写。本年曾公并未出京。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将此信系于道光二十三年，误。十二月，先生复曾国藩书，对曾信中谈及的问题，有所异议。关于读《易》，先生以为 “学者苟有志于《易》学，则必先读《启蒙》以明象数之大端，次及《本义》以会卦爻之大意”；关于撰述，先生云“窃愿执事收拾身心，著己近里，以尽居敬穷理之实，勿汲汲以撰述为事”。先生并请曾公介绍汤鹏、唐鉴之绪论。谈及《南京条约》，先生表示愤郁，希望曾公“蕴蓄经纶，以需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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