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辞青阳令

汤寿潜任安徽青阳令，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至八月间，仅三个多月。显然不正常。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的解释是：“到官三月,以亲老不乐就养,遂乞归。”

作为汤氏至交，张氏说法肯定不会错，只是含糊，未能透彻解释汤氏辞职的不正常。父母“不乐就养”，汤氏为什么不在上任之前就呈请开缺？而非要上任后再请辞？后一种情形带给他的麻烦更多，负面影响更大。张氏之说固然不错，但背后一定还有情节。

汤氏上任后，颁布了《劝捐积谷以备赈荒示》，规定了建设义仓的二十条章程，有云：“本县愧无博济之方，代廑然眉之亟，今幸华云遍泽，畏垒大穰，特为参考历代常平社仓，及国朝诸先哲所辑议华前县奉宪议办未果，各章程汰其繁冗，挈其纲要，酌为义仓事宜廿条，期吾民易知易从，勇于成事，富者捐此斗升而不费，贫者仍资挹注于将来，为此剀切晓谕，仰土客、绅耆、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各遵照后开事宜，踊跃乐输，众擎易举，积少为多，以成义举，而防歉岁，本县幸甚！地方幸甚！尔等须知本县及瓜即去，不能携带颗粒，而甫经下车，即苦口婆心为尔等画此备灾御患之计，稍有知识，必能仰体拳拳，共赞成之。”

还颁布了《到青阳任观风示》，目的在于激励实学，发现人材，略谓：“兹幸恭膺除命，来领邑符，为此示仰阖邑举贡、生童等知悉，昔輶轩问俗，太史有官，武城得人，澹台斯选。君实为脚踏实地之学，宣公有翰苑经世之文。如遇其人，悬榻以待，命题列后，自行备卷，请言盍各，以觇素蕴。凡隶辖境，无论远近，自七月初十日起，予限四十日，虽未拘以全卷，亦期十事对九，多多益善，鹤俸之分，在所不吝。若仅有应制诗文，无一杂艺，文虽可观，亦列中驷，或由学师转交，或向本署径缴，悉从其便。”

从这两个文件，可以看出汤氏上任之初，是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然而，他请辞在四月，距其上任还不到一个月。这更加显示出此事的不正常。他请辞的理由也不是亲老。四月廿八日，皖抚福润奏《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可见，其理由是修墓。这个理由很虚，因为和张謇的说法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汤氏不以亲老请辞呢？他应该作过权衡，在亲老和修墓二者之间，后者更可能被中央接受。

中央的反应也很不正常，审批竟然花了三个多月。直到八月十九日，管理吏部事务的大学士张之万才上奏《议准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开缺回籍修墓事》。

汤氏能够遂愿，张之万起了决定性作用。汤氏登进士之后，张是朝考阅卷大臣，所以汤、张是师生关系。光绪二十年（1894），汤氏授山西乡宁县知县，离家乡太远。在张氏帮助下，改授青阳令，方便他照顾父母。可见汤、张关系是很不错的。

从汤氏请辞的曲折，可以判断其父母有突发状况。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安徽芜湖道袁昶致函两湖总督张之洞，荐举汤氏，信中透露：“汤君寿潜，字蛰仙，壬辰庶吉士，散馆知青阳县，以二亲年俱七十外，瘴乡不便迎养，遂告归。”这个说法比张謇的明白多了。言下之意，因为二老随汤氏共同生活，而青阳系瘴乡，不适合二老居住，故而汤不得不辞职。由此可知，汤氏是携二老去上任的，到青阳后才发现二老无法长住其地。

明代高僧憨山尝游青阳九华山，后来在《怀九华山》诗中说:“九江江上秀芙蓉，一带云霞六六峰。回首瘴乡明月夜，无端清梦挂寒松。”大约青阳瘴气重是有点名气的。

宣统二年（1910）1月9日，浙路开股东会，汤氏讲话。次日，《申报》刊登其讲话内容，其中说道：“惟家君鉴于前此青阳三月，痰厥者四。”《申报》2月20日载浙路董局启事，也有相同说法：“股东强留汤总理，虽因十五年前封翁就养青阳三个月，痰厥者屡，今更笃老，恐江西水土亦或未宜，不允就养之请”。就是说汤父在青阳四次痰厥。

由此，汤氏请辞的曲折就清楚了：上任不久，汤父因水土不服发生痰厥，汤遂请辞。随后汤父病情稳定，汤氏取消请辞，中央中止审批。后来汤父又发生痰厥，汤氏最终决定辞职，导致迟至八月中央才批准。

因痰盛气闭而引起的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病症称痰厥。“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闭手撒，喉中作鼾声。痰气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由于痰厥危及父亲生命，汤氏宁愿舍弃事业，其孝可见。

汤寿潜治青阳虽然时间短暂，而政声颇著。青阳士民于《申报》刊文，有云：“呜呼惜哉！汤父母奈何竟去哉！......义谷不知何时而积矣！书院不知何时而成矣！沙河不知何时而通矣！孰平我讼，孰恤我艰。呜呼惜哉！我侪小民何不幸至此哉！......公去矣，其如我民何！苍苍者天，悠悠我思。公身虽去，公泽长留。愿我邑民，各凛公息讼之训，其奉公长生之像也可！”章太炎谓汤氏“善持论，为吏有声，世比之陈仲弓。” 汤氏去世，名流王孚川在追悼大会上讲话，云汤氏“嗣任青阳县时，兴修河道，办理积谷，书院考课改八股为词赋，审理讼案，不用刑讯。在官三月，政绩卓著，人民称颂，至今弗衰”。

汤氏在青阳时，尝游九华山，有“胸中突兀，奈此九华”之题词。彼时其雄心概可想见。若能竟全功，则堪比九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