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教案中的刘蓉与奕䜣

咸丰十年九月，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北京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款，清政府命相关地方政府将以前没收的法国教堂归还各地教会，由此引发了四川、山东、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河北、河南等地系列“教案”。

同治元年，川东主教要求将重庆长安寺抵偿以前被没收的教产，遭到时任四川布政使刘蓉的反对，川东主教遂诬告刘蓉“贪婪妄为”。这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大臣、恭亲王奕䜣产生了影响，他提醒四川总督骆秉章，如果刘蓉“果有此事，谅阁下必为参奏，决不宽贷”。

次年，刘蓉任陕西巡抚，因处理西安、城固教堂案，与奕䜣有了直接交通。虽然他们都是公忠体国之人，但是各自位置不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不同，导致教堂案的解决过程颇不顺畅，两人之间有时候还充满火药味。

西安教堂案始于咸丰十年九月，陕西根据清廷命令，查办西安教堂案，结论是法国人提供的地址无法确定系教堂旧址。城固教堂案始于咸丰十一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照会总署，要求查还城固教堂旧址。经当地政府调查，得知其址已建书院，有碑记可凭，拟另找地块抵还。但因主教未到任，于是拖延未办。

同治四年春，陕西主教高一志致函总署，催还西安教堂旧址。总署遂于三月致函刘蓉，要求查办西安、城固教堂旧址案。这是刘蓉接办陕西教案之始。

七个月后，刘蓉致函总署，报告查办情况，与其前任的说法一致。关于西安教堂案：“西安府土地庙什字街房屋，张姓为业已历三世,其中有天主堂旧基,县中无案可稽。即该主教亦未指明四至基址及何年改毁切实凭据，未便即为查给。现该府确询高主教,有何切据，再行酌办。若该教士果能呈出地基亩数粮册，覆查属实,方能仿照山东、浙江成案，就近照数拨还。”关于城固教堂案：“既有碑记可凭，自应依照和约，妥筹办理。惟叠据汉中府禀，称传到教人左大元等，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议，所有给地抵还一层，无从办理”。

显然，刘蓉对处理教案并不积极。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平定回乱，恢复民生，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宗教的入侵本来就是抵制的。

十一月中旬，法国公使伯洛内照会总署，投诉各省督抚办理教案“一味耽延，漠不作意”。总署遂致函陕西、河南、江苏三省督抚,要求迅速查办。

刘蓉经与下属筹商，给了高主教一个答复：西安教堂旧址必须由教会出八千五百多两银子购买，否则只能另寻地块抵还。

高主教拒绝这个方案，坚持要无偿获得西安教堂旧址。

同治五年正月三十日，奕䜣接到伯洛内气愤之中夹带要胁的照会：“陕省主教来函，言及该省大宪所定交还天主旧堂,必须出银八千五百余两，不然即另还一甚不堪用之地。如此办理，真有令人莫可再忍者......现今西安府之堂,虽改造民房,既经官收变价之银,仍应官为备价办理......若西安府定要教中出银收赎，亦必函嘱该处主教如数交出，后来自有筹画，于上海税关扣偿。”意谓即使购买教堂旧址的钱由教会出，最终仍然由清政府偿还。

伯洛内限定陕西必须在六个月内办结教堂案。

自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北京条约》以后，奕䜣与各地督抚之间关于教案的通信多采用密函。此前，奕䜣为西安、城固教堂案给刘蓉写过两封密函，收到伯洛内正月三十日的照会后，奕䜣觉得光是和刘蓉协商，不可能在六个月内解决问题，必须要请皇帝给刘蓉施加压力才行了。

二月初七日，奕䜣上奏，略谓：

“第此案自咸丰十一年查办以来,已阅五年，自当早为完结，俾免哓渎。洋人生性狡执，若复任意延缓，恐致另生枝节。查各省查还教堂，条约内载有明文。如果毫无凭证，原可据理驳斥。其实系旧日所有堂基，必应按约赶为清理。即便旧基已归民产，年深日久，断难强令居民迁徙，亦不妨仿照成案,另拨相当之地交割清楚,期于彼此相安。倘从前基趾既已民间置产，未便查还，而抵给之区，该教士又以不堪应用，不愿接受，日复一日。始则该教士与地方官龃龉，继则该公使向臣衙门争论,外间情形，臣等无从悬揣,徒以口舌与之辩驳，复何益耶?臣等亦知外国人心怀叵测，遇事求苟可自强，何难使之帖服。无如贼气未靖,时势艰难,在彼总以条约为凭,在我岂能置而不理?此案该公使照会内即有出银取赎，定于上海税关扣偿之语，藉事生波，将来必谓衅端自我而起。况从前择地抵给之议，即深费唇舌，方有通融，设完结无期，该教士执定非其旧基,不肯收领，办理必更形棘手。现在陕省防务方殷，该公使所请六个月内能否办完，实难臆料，然非办有眉目,万不能折服其心。相应请旨饬下陕西巡抚，迅饬该地方官,将查还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设法办结，并立予限期，毋得再事迟缓，以符条约而杜衅端。”

清廷即下旨，对刘蓉不无斥责之意：“着刘蓉迅饬该地方官，将查还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设法办结，并立予限期，毋得再事迟缓。此系照约办理事件，该抚务当认真筹办，将此案及早了结，免致外国人哓哓不已,以符条约。”

这是奕䜣首次就陕西教案问题上奏，实际是向皇帝告了刘蓉一状。由此，拉开了两人之间相互攻讦的帷幕。

清廷旨意使刘蓉感受到压力，他命令下属要有所行动。

四月，高陵县令陆堃寻觅到高陵城外一座清真寺，占地十一亩多，四进两厢，二十六间房，“料木焕新，规模宏敞”。与高主教再三商量，以此寺抵偿西安教堂旧址。高不同意。五月，陆堃增加一处有五间房的地块。高仍然不肯。

六月上旬，刘蓉致函总署，报告与高主教交涉等情况。

十七日，刘蓉上奏两折。前一折陈述教堂案查办、地方官与高主教交涉情况，强调地方政府“曲意迁就”，而高主教“故悖条约，意在要挟”。就是说教堂案之所以久拖不决，责任不在政府，而在高主教。

后一折则是对奕䜣二月初七日奏折的反击，首先陈述将西安教堂旧址还给教会的危害：“矧今各路逆踪已逼陕境，妖氛既炽，隐患尤深，外回之恋彼田园，设心还窜，犹内回之怀其族类，援手恐迟。际此扰攘多故之秋，宜图消弭未萌之患。省城根本之地，所系匪轻，以故城内士绅屡赴府县呈诉，不但张绅宅基万难强让，即欲就省城别购基址另建教堂，亦有势难相从之处，非若粤、蜀各省别无隐患可虞，可以听其自便也。”

接着，表达对总署的不满：“窃查总理衙门原奏，总以条约为凭。今既仿照成案，另拨相当之地，与该教士数四婉商，而始终坚持，意存要挟。窃虑该衙门未悉陕省情形，稍涉游移，即成后患，不得不据实密陈。”

最后，请求清廷“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坚持条约换地抵偿之议，勿使更有觊觎。即欲别议通融，亦只宜就省外设法。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

然而，刘蓉“坚持条约换地抵偿”的提议并不能成立，因为中法《北京条约》中并无“换地抵偿”的条款。山东、浙江等地“换地抵偿”成案，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替代方案，且须得到教会同意。也就是说，坚持“换地抵偿”并不能得到条约的支持。从高主教一方来说，他不接受“换地抵偿”，并不违背条约。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刘蓉的说服力非常薄弱。他之所以提出“坚持条约换地抵偿”，显然是为了维护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利益。

当刘蓉的奏折还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奕䜣于六月十九日发出致刘蓉的第三号密函。

原来，六月十四日奕䜣又收到伯洛内的威胁：“陕西、河南两省为交还天主堂旧址，曾经多次请烦贵亲王查办,已历四年之久，并据贵亲王照复，曾经十几次咨催二省妥速完交，至今何有音耗?足见二省官员视为具文，故而漫不经心。如此办法,本大臣将从此不索乎?抑仍捕拿漕船，变价二三万两,分偿教士,另置完案乎?”。

在第三号密函中，奕䜣强调国家面临的战争风险：“近来英法等国以二成扣款已完，遇事多方要挟。法国现因朝鲜杀戮教民，大举舟师。英国亦欲驾驶轮船前往，美国亦有兵船劫制之事。从前各国各办各事，尚可逐件辨论，力为搘柱，现因教务一事，各国俨若同仇。”言下之意，如果教堂案不尽快办结，很可能成为列强再次对中国开战的借口。

他认为要以诚信之道解决问题：“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查还教堂之说，既经立约于前，即当开诚布公，查办于后......如实在不能还其原基，亦须城内择地，酌给主教，如能允信，则公使必无异说。”

六月二十三日，清廷接到刘蓉十七日的奏折，遂命总署妥议具奏。

七月初六日，奕䜣复奏，也是两折。显然，刘蓉十七日的奏折激怒了奕䜣，其复奏的语气很是尖锐。前一折说：“伏查臣衙门办理各国事务，以守约为主,以践言为先......臣等欲守约而不能，欲践言而不可,定复另有妥策可以驾驭各国,令其就我范围？惟有将前后办理情形,据实具奏，请旨饬下署陕西巡抚刘蓉，查照历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属，妥为办理。西安一案，总须择地以偿。城固一案，仍照前议将原基给还。毋得再事迁延，致生枝节。”后一折用词更为严厉：“倘再稍事延宕,致令卒起衅端,责有攸归，臣衙门惟有据实将贻误大局之处,请旨严办。”

奕䜣得到清廷支持。同日，清廷下旨：“陕西省城给还教堂一事，叠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查办，自应赶紧办结，以符条约。即使原基势难给还，另议抵给，亦须地方相当，令其情愿，方可通融办理。乃刘蓉于张姓住房是否系教堂基址，辄称并无确据，而于从前教堂入官招变基址究在何处,又不能指出,徒以空言抵制，何能折服其心?至欲以高陵回寺换给，该处远在省外，必非该主教所愿，是明知其不可，而故与为难，转令执持愈坚,终成不了之局。其城固教堂基址既允给还，亦应即为了结。总之此系按照条约必应办理之事，且已时历五载，若再一味延宕,倘别生枝节，转致贻误大局。着刘蓉于接奉此旨后，查照历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属妥为办结，不准再事迁延。至片内所陈各节,亦系实在情形，该署抚惟当妥慎筹办，以弭衅端而维大局。”

次日，奕䜣致刘蓉第五号密函，陈述自己办理教案的一番苦心，略谓：

“自十年议款以来，和约未能尽善，本处非不知也。徒以斯时狗鼠逼迫，王师失利，兵食空虚，勤王不至，根本重地，旦夕惊惶。若不权宜变计，将有不堪问者。嗟乎！谁非臣子？谁无忠义？前事岂得已哉！议款至今又七年矣，我国家若果腹地一律肃清，兵力财力渐次充裕，何难内外同心，另议新章，设法相制，是皆本处所处心各虑以待者。阁下思之，此时能乎？否乎？若犹未也，则权顾目前，有不得不羁縻者。羁縻谓何？要在示以信义而已。和约内所应有，不愿照办，或始应之而终靳之，不可谓信。设成见以相待于绅民，则狥私便之于彼族，则故意抑之，不可谓义。阁下身膺疆寄，酌夺自有权衡，幸毋胶执己是，不准理揆势，致贻大局忧也。所有省城、城固查还教堂两案，希即查照本处迭次咨函，及此次摺奏，赶紧饬属，妥为办结，毋任枝支横生。”

这里反映了奕䜣先自强、后御辱的外交思想。说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应该说，就外交而言，奕䜣无疑比刘蓉有经验得多。实际上，他如刘蓉一样痛恨列强。对伯洛内六月十四日的照会，奕䜣上奏说“种种狂悖之词,俱出情理之外，连篇拉杂,几及万言。臣等公同阅看，不胜发指”。但是在当下，他认为只能忍辱退让，以信义羁縻之。另一方面，他在条约框架内努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在西方使节面前对督抚也是有所维护的。他答复伯洛内照会时，为陕西地方政府辩护，认为高主教对教堂案拖延未结负有责任：“本爵查陕西省城张绅房屋,据称系天主党旧基,经该地方官令张姓腾出房屋以作教堂，因张姓要该教上呈出实在凭据，至今凭据毫无。张绅买自费、张、王等姓，有契可据。该地方官以该教士果系安分传教,自可酌拨空闲地亩,听其自建，庶为两便。乃该教士仍执意坚索张姓房屋,遂致与地方官相持数载，其不能凭空结案者，并非无故。”

奕䜣意识到自己初六日的奏折语气过于激烈，遂在密函末尾对刘蓉稍为示好：“至本次片奏词意或不免激烈之处，正如宋之韩范诸君，当朝则争执，几不相容，退食则和好如故。在官言官，自应各摅所见，望阁下鉴及之。”

可见，奕䜣夹在督抚和列强外交使节之间，颇为不易。一方面，他要说服督抚们按条约办事，有时不得不说些狠话，但又要顾及督抚们的面子，要取得督抚们的配合，有时还得放下亲王的身段，说些软话。另一方面，他要处理好与列强外交使节的关系，既要与他们争夺国家利益，又要有理有节，即使对方无理，也不能与他们撕破脸，以免给国家招来祸端。处在奕䜣的位置上，想要同时获得督抚和列强外交使节的欢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督抚们对他与列强外交使节斗争的情况了解可能不多，难免对他有误解。

七月初九日，刘蓉奏请开缺，理由是养病。

刘蓉身体不好是事实，但是在这个节点上奏请开缺，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当时在刘蓉身边作幕僚的唐炯说：“刘公以止法人立教堂事，忤政府，得请开缺”。可见，因教堂案受到清廷和总署责怪，是他奏请开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时间上推断，他应该是在六月下旬收到奕䜣的第三号密函后产生了退养的念头。

七月二十一日，奕䜣致刘蓉第六号密函。此时他应该已经知道刘蓉奏请开缺之事，因此密函语气很是柔和：“各案若偶有稽延，在我原另有情节，彼即藉口违约之说，以为起隙之端，揆时度势，刚柔两难。为今日计，唯希阁下同鉴此心，迅将照会内所称关涉辖境之案，设策筹办，立予完结，庶几在彼无可置词，而大局藉以无碍，是所切祷。”

八月初二日，清廷同意刘蓉开缺。

按照一般的逻辑，此后教堂案应该会进行得更加缓慢。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刘蓉应该在八月上旬接到清廷同意开缺的消息，几天后官府就用万两银子买下西安教堂旧址，二十日与高主教完成交结。

九月十七日，奕䜣致刘蓉第七号密函，对西安教堂案的办结表示赞赏：“洵属委曲圆融，不得已之苦衷，该省绅民当无不共谅也。”

十天后，城固教堂案办结。

毫无疑问，教堂案能得到解决，一定是刘蓉推动的，因为新巡抚三个月之后才到任。这说明刘蓉的思想在七、八月间发生了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刘蓉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奕䜣的思想，将国家安危摆在了百姓利益之前。

但是，这种选择对于关心百姓疾苦的刘蓉来说，肯定是痛苦的。时任关中书院山长的黄彭年在致刘蓉的信中说：“教堂事已如此，只有坚持两字，悲愤亦无益。”

实际上，坚持或不坚持，结局都免不了悲愤。

因此，主动离开官场就成了刘蓉的唯一选择。

奕䜣致刘蓉第五号密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