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疫情、降薪、裁员后,2023年,所有打工人的期待都是:多赚点钱。人们涌向最适合搞钱的北上广深,或是遍布工厂的江浙沪,重新开始漂泊的打工生活,发誓要把曾经失去的找回来。不过,在“全员搞钱”的氛围里,新的矛盾和内卷也来临了。
搞钱的热潮下,连打工人痛恨的加班都可以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关于“五一当天三倍工资你愿意加班吗”,34万人参与投票,57%的人选择了“愿意加班,搞钱”,只有22%的人明确选择“不愿意,要休息”。数据显示,越是年轻的人越想搞钱,80后、90后、00后中,愿意加班的比例越来越高,分别是52%、55%、60%。
跳槽是搞钱的一条捷径。北京的互联网行业猎头Tina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每天一睁眼,来自各大招聘网站的提示信息超过200条,都是投递过来的简历,如果周末两天没上班,她再打开电脑,几百条弹窗会让电脑陷入卡顿。去年,她给一家招聘网站充了上万元会员,才能保证正常的招人需求,今年并没有充,但收到的简历比去年还要多30%。
投递简历的人不只是年轻人,还有许多中年人。一位80后候选人告诉她,“公司在哪里不重要,我可以为了公司搬家”。Tina也是80后,在北京组建了家庭,她默默想:“刚毕业的人为了公司搬家不稀奇,这个年纪了,还愿意跟公司同进退,真的是蛮大的牺牲。”
2022年,前互联网大厂员工李暮经历了常态化裁员,她所在的事业部是不赚钱的职能部门,有一半同事被裁掉,她感到慌张,想要跳槽。去年下半年,李暮参加了7次面试,甚至拿到过一个涨薪10%的offer,考虑了几次,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公司。她很难做出决定,不敢接受变化,毕竟,到处都在裁员,万一跳过去遇上业务变化,“还是在老东家被裁掉给的赔偿多”。
但到了今年春天,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终于可以毫无包袱地迈开步子。李暮觉得,经济环境会随着放开变好,人要在有选择的时候抓紧行动。过完春节,她迅速从北京辞职,带着行李和一只猫搬到上海,入职了位于上海的新公司。虽然跟男友变成异地恋,但她对自己说:“30岁之前,最后卷一把。”
无法依靠跳槽赚更多钱的人,开始尝试做副业或是兼职。一夜之间,烤淀粉肠的摊位像春天的新叶一样,出现在各个地铁的出站口、小区大门、学校、公园里或是桥洞下,淀粉肠特有的香味和滋滋的油炸声,会吸引一个饥肠辘辘的加班人花4块钱买上一根,用油脂和碳水抚慰心灵。另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是摆摊照相,在各大知名景点,年轻人拿起单反相机赚钱,人像拍摄10元2张,如果需要调色和精修,每张照片价格上浮5-10元。
春节假期,台州女孩小月数不清第几次刷到了“转行卖烤肠的”的帖子,同是会计,那句“成本500,一天流水400”让她动了心。按照网友提供的模板教程,她在网上买了爆款推车、卡式炉、烤肠机器、淀粉肠和蘸料等原材料,2月下旬到大学附近出摊。白天,她坐在办公室里核对账目,晚上6:30到9:30是副业时间,第四天时,一天的流水超过了200元,小月非常兴奋,按照每个月摆30天计算,副业的收入一定会超过她的工资。
对小月来说,赚钱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她才25岁,但两年前开始,父母催婚、相亲都来了。去年冬天,她相了十多次,一次都没成功。有一天,妈妈脸色凝重,说:“因为你没有结婚,你爸失眠了,半夜坐起来问这可怎么办。”她觉得父母用爱绑架了自己,心想,要是我能靠自己买车买房,他们还管我吗?
与小月同龄的王小橘则是个“兼职卷王”。2021年,她大学毕业,从长沙到北京发展。经历了两份“很坑”的工作,她去年入职一家小型的收纳公司,才干了几个月,公司濒临倒闭,两间办公室退租了一间,仅剩的7个人跟老板在狭小的空间里大眼瞪小眼。
感染新冠后的那一周,王小橘阳了,居家休息时,顺势被公司裁了员。从年初到现在,她一边找工作,一边做兼职,前前后后做过展会礼仪、监考、试衣模特、舞蹈助教、导游和探店博主。兼职的报酬不一,最多的是展会礼仪,“一天青春值400块钱”,最少的是监考,4个小时100元。有时会遇到奇葩的雇主,比如做导游的那一次,她先去北京周边的景区踩点,但雇主一直没有分给她游客,白跑了一趟。
王小橘把自己做兼职的经历发在小红书上,成了“爆款”。有大学生给她留言:我我周末有空,哪里有兼职?还有一个女孩给她发私信,说自己刚来北漂,没有找到工作,生活费快花完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带我赚钱?”一位40岁的大姐问她,能跟你一起做兼职吗?连她吐槽某个兼职不靠谱的帖子,都吸引了一大堆回复“求带”的网友。实在回复不过来,王小橘拉了两个群,到现在,加起来有小1000人。她有些吃惊,“想搞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王小橘吐槽一个兼职的帖子,有很多人回复“求带”。
流动
幸运的少数人能够拥有选择搞钱方式的权利,但大多数普通打工人,只剩下进厂、开滴滴和送外卖的选项。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村子里挂的红色横幅:“疫情后想致富,外卖小哥是条路。”今年2月,正是外卖行业的淡季,美团开启“春风送岗”行动,新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斥资1个亿,用各种方式招聘新骑手,但没想到,用工荒没有来,50万个岗位以光速饱和。
来自山东的外卖员罗颂是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广告“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因此来到了北京。在朝阳区一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塞进了包括罗颂在内的30位外卖骑手,大家睡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滴滴司机成野曾经在黑龙江老家的县城开出租车,两年前,为了和舅舅一起承包900亩地种大米,他借了几十万高利贷,但那块地被涨起来的河水淹了两年,高利贷没还上,成野变成了“老赖”,妻子选择跟他离婚。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震荡,成野得出的结论是,“你真要过日子,过的是钱,不是感情”,他比任何时候都明白钱的重要性。
2021年初,听说“去北京跑滴滴可以挣钱”,他借了几万块钱,来北京租了一辆车,一个月的租金4800元。他计划,一天跑够800块钱,一个月能挣两万。在西二旗附近的村子,成野租了一个月租800元、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没有Wi-Fi和热水,洗澡要到公共的澡堂刷卡。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因此称之为“盒子”,“晚上回去,在盒子里睡一觉,第二天接着跑”。
刚到北京,成野以为疫情可以很快过去,没想到会持续到年底。没被隔离的时候,他在西二旗趴活儿,下班的时间,路上的人还没有往常一半多。软件上蜂巢状的热力图一点都不热,他把地图放大再放大,寻找能接单子的地方,“只要是来一单,就说句不好听,10块、20块钱也挺高兴的”。
但如今,生机恢复了。行驶在西二旗后厂村的路上,成野指着软件里的路线图,“你看这一条红色,几百米的路,等二十分钟”。他常年在北京西二旗趴活,亲眼见证了嘈杂的汽笛声、人声消失后又回来,软件里接新单的提示音叮叮作响,他嫌弃拥堵的北京,但接到单后又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每天晚上7:00,各个互联网大厂的班车还没发出的时候,成野会把车停在离快手总部大约200米的一块空地上,脱掉鞋子,横躺在后排,开始“围栏”——把出发地设置成西二旗,目的地设置成通州或者丰台,等符合标准的单子派给他。如果是去年,可能需要等待两个小时,甚至一整晚,但现在,最多半个小时,他就能接到满意的长途单,然后在心里小声庆祝:“钓到大鱼了!”他给自己设置每天的赚钱目标是1000元,跑够这个数再回家。
作为世界工厂,国内的电子厂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值超百亿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有一半办公地址位于江浙沪,那里也是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近3.8万个服装厂,也是打工人的首选。
明兰在南京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工作,帮周边大约100多家的服装厂、电子厂招工,她发现,今年初六还没过,就有大量工人陆续抵达了南京。三月的一个清晨,南京的一个劳务市场被黑压压的人挤满,拿着安全帽、铁锹或是帆布袋的人还在往里挤,晚到的人只能在市场外的马路上等待。
那些头部工厂,比如东莞的华为、郑州和深圳的富士康、上海的特斯拉和宁德时代,因为底薪和夜班补贴更高、加班时间可控,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7000-10000元,是工厂中的金字塔尖。而工厂最密集的城市,要数聚集了三星、比亚迪、富士康等企业的深圳,每年能吸纳70余万搞钱人。
老家在达州的男孩顾山,去年刚毕业,曾在成都附近的德阳工作,当时因为封控,他连德阳的知名景点都没有去过。他渴望外面的世界,想在20多岁的年纪体验更多样的人生,赚更多的钱。今年2月20号,他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到深圳寻找机会。
一下火车,林立的高楼、各地的口音、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迅疾赶路的异乡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家都走得很快,越接近地铁,人越像是要跑起来。深圳不像德阳,白天的商场里竟然没什么人,下班后才会有人逛街。这里太热了,各个维度上的,顾山融入人群,把上车时穿的棉衣换成了T恤。
到深圳的第一天,顾山住进了四人间的青旅,一晚40块的低廉价格让它成为外地人来深圳的第一站。同房间的另外三个人分别来自河北、广西和湖南,年纪在20-40岁之间,正寻找工厂、电销或是信用卡催债的工作。顾山在那里住了4天,找到了一个月薪7500元的跨境电商运营的岗位。
如果有一张足够大的地图,可以看到人们向着深圳这个搞钱城市流动的轨迹。地铁客流研究博主阿牛整理过一个数据,开年以来,地铁客流量最高的五个城市中,深圳位居第四,其余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今年2月17日,深圳地铁客流量达到了848.73万人次,刷新了2021年12月31日跨年夜创下的最高客流纪录。时隔一年,终于有人再次在地铁上捡到背包上的钥匙扣,还没吃完的半个包子,或是人字拖的鞋底,复习如何通过助跑挤进已经错过了三次的地铁。
回到水域
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当人们走出家门搞钱,池塘里的水终于活泛起来,给不同生物提供更大的空间。
最先回暖的是基本服务的行业——衣食住行。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江浙沪,一到中午饭点,商场里全是人,所有餐厅都在排队,叫号声、收款提示音、人们聊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北京的国贸商城,中午已经很难找到一家不用排队的饭店。
在广州,钱静开了一家传统小吃+咖啡的新型餐厅,推出了一个打工人套餐,一杯咖啡加一份牛杂,价格29.9元,这成了店里最火爆的套餐,每个中午都能卖出去大约100多份,月销量达到了3000份。南京新街口百货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今年3月,商场销售额同比增长20%,客流增长了75%。
咖啡、奶茶作为打工人的必备好物,市场恢复得迅速。美团外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期间,咖啡外卖订单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1.9%,在各餐饮品类中位列第一。三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的增长速率更快,比如,咖啡消费热度最高的五个县城分别是:延吉、义乌、昆山、张家港和江阴——除了“小首尔”延吉,其余都是搞钱的代表性地域。
90后林子华从事二手餐饮回收工作,主要回收的是奶茶设备。在贵州,他有一个大约600平的仓库,今年开年,这个仓库再也没有装满过:他创建了小红书、抖音账号,每天都有人私信联系他,询问价格。一位30多岁、有餐饮行业经验的男士,上午联系他一起去店里看了机器,当场就把东西搬到了自己要开的新店里,那是林子华这三年来最快的一次成交。
去年还不是这样的光景,有人连设备、装修都准备好了,钱不够了,店没有开起来;还有人是之前刚找他买了设备,过了两个月,店铺关闭,又把设备卖了回来。今年三月,林子华店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这意味着开新店的人也多了一倍。
赚了钱,才有消费。人们又重新在周末或假期里出远门,去往长沙、大理、三亚,或是出国到东南亚。机票和酒店都涨价,泰国旅游局曾公布数据,来往泰、中的重点城市机票价格是疫情前的1.5倍,中国游客每趟旅行平均开支从5万至5.4万泰铢飙升至6万甚至15万泰铢——大约是人民币1.2万-3万元。
外出团建都变多了。在京郊,90后艾博开了一家高端民宿,过去几年来的都是带孩子出游的家庭,现在变成了打工人组团。他的院子价格不低,全包下来,一天得两万多元,即便如此,预约的团建单子还是把整个三月占满了。
▲来自各地的旅行团带领游客们参观天坛公园。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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