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儿

       今年春天回了趟老家，和弟弟谈起村里人的情况，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竟然有七八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打着光棍！

       过去人穷，娶不起媳妇成不了家的男人是有，但也不多，我们村里几十年间也只有两三个。一个就住在我家对门，叫靳月存，和建堂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建堂把他叫伯，村里人说他的时候就称“建堂他伯”，其实和建堂家并不是本家。

       他一个人住着三间厦房，一间住人，一间做厨房，一间放柴禾及杂物。屋子收拾得比较干净，粗布衣裳也穿得比较齐整。不多说话，每天和社员们一起上工下工。有时去建堂家，看到他端着一大碗面条蹲在房檐下吃，有时见他拿着麦面馒头吃，很是眼馋。那时人口多的人家，粮食都不够吃，一年四季吃粗粮为主，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点面条和馒头，平时多是吃玉米面粑粑和搅团。他去世后，住在南街的两个侄子把他安葬了。村里很少再有人提起他。

       另一个光棍叫臭臭，大名李生贵。瘦高个，窄长脸，看起来蛮干练，但总给人脸没洗净的感觉。住在南街，和正礼家住一个院子。村里人都叫他小名，大名只有在记工分的劳动手册上和分东西时的纸条子上用用。

       他在村里的名声和他的小名一样臭。原因有二：一是据说他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二是他曾干过卸磨杀驴的事。

       记得有一次村里人抓了一个贼，那个贼被捆在一个大碌碡上，村里人这个去骂上几句，那个去踢两脚，我们小孩子都围在那里看热闹。这时臭臭过来了，他气狠狠地上去就朝那贼的屁股上踢了几脚，嘴里骂道：“你这驴日的，谁家丢了东西都说是我偷的，今天才把你抓住了，看我不打死你！”说完，就从晒在场里的黄豆秆堆上抓来一大把豆秆，双手握着狠劲地在那贼的头上和身上噗噗噗地打着，晒干了的豆秆豆壳噼啪作响，黄豆粒四处飞迸，打得那贼把脸埋在裤裆里越埋越深。

       半夜里，两个看场的社员说去看看那个贼咋样了。走到绑贼的碌碡跟前，看到那人紧闭着眼睛，头歪在一边，好像是死了。

      一个说：“这家伙要是死在咱庄子里，就麻烦了。”

       一个问：“那咋弄呢？” 

     另一个说：“走，咱回去拿上铁掀镢头，在玉米地里挖个深坑，把他抬去埋了，明天有人问起，就说贼昨晚把绳子磨断跑了。” 

       说完，这两个人就离开麦场，到村口抽烟去了。抽完几袋烟回来，那贼果然跑了。

       后来臭臭骂贼的话和两个看场的社员放贼的事，就成了趣闻，在村里传了好多年。

       农业社成立之前，臭臭给别人打工，有时做点小生意。也卖过驴肉。村里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说，臭臭有时去牲口集上买一头老驴，牵回来套在石磨上，让驴拉半夜磨子给他磨上二斗粮食，磨完了就把驴牵到村子南边的崖边，用肩膀一扛，就把驴推下那两三丈高的悬崖，驴被摔个半死，他提着刀子绕下去就地放血剥皮，天亮了把肉拿到集上去卖。这是真正的“卸磨杀驴”。

       还有一个老光棍，叫刘春，住在村子南面窑湾的铁路边，他是八队的社员，我们村有第六、第七两个生产队，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属于邻村的人。但经常在村口的路上碰到，他穿一件黑色的粗布棉袄，棉袄上扎着黑布腰带，大裆棉裤，裤脚用布带子扎着，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

       我有个初中同学叫靳拴堂，当年和我一起在村办学校里当民办教师，他和刘春是一个生产队的。一次闲聊，说起了刘春。

       那时生产队的社员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到队里的会议室去记工分，每人有一个“劳动手册”，你每天要当着大伙的面说你今天干了什么活路，由记工员记在你的劳动手册上，并写上你应得的工分。冬天夜长，记完工分，政治队长往往要组织社员进行一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般是由识字的会计或者记工员念报纸。

       老年人开始拿出烟锅抽旱烟，其他人要么东张西望，要么闭着眼睛打盹。刘春的行为却特别引人注目。他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有个老碗那么大，我们老家人叫“蛋蛋笼”。篮子里放着十几个已经软透了的火晶柿子。他靠墙蹲着，把篮子放在两腿之间，拿出一个火红的柿子，一只手举着，一只手一圈一圈地撕下柿子皮，然后把一根长长的红丝带一样的柿子皮放在篮子一边，把剥了皮的软柿子放在嘴边嘬着。看得其他人喉结滚动，直咽口水，又眼馋又妒忌。

       后来从甘肃来了一对要饭的母子，刘春收留了这娘俩，让这个已是大小伙的儿子随他姓刘，名叫刘寿忠。

       有人说“刘春娶了个棺材瓤子”。我有几次在村口路上碰到过那个老太太，个子很小，背微驼，灰白的头发，满脸皱纹，大襟布衫，大裆裤子，扎着裤脚，露出一双半缠脚，显得特别老。用背篓背着半袋子粮食去磨房里磨面。上坡的时候腰弯得快和地面平行了。我心里说，这么大年纪了，咋还背这么重的东西呢？

       我想起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头发花白的老人不用背着重物走路，”这是孟子当年的理想，在两千多年以后，怎么还不能实现呢？

      据我的同学说，刘春娶了这个老婆后，日子立马就不好过了，原来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好光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的口粮，现在有三张嘴要吃，何况还有一个“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刘春经常夹着口袋低声下气地找队长借粮。这个白捡来的儿子眼看要定媳妇娶媳妇，要收拾房子，但钱从哪里来呢？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刘春的后事如何我不得而知。

       这几个老光棍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由于家庭贫穷，娶不起媳妇，令人同情。但现在村里这些新一辈光棍汉，有些家里还是挺富裕的，有房有车，本人也并非独身主义者，却把父母急得逢人就下话，求人给他儿子介绍对象，哪怕二婚的也行，但就是找不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看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寄意故乡》，里面有一篇《一辈古人》，写了他家乡的几个邻居，也引起了我对家乡一些人的回忆，暂写此文以记。

                                 文/靳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