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
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
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说：这不对。
凡是从古到今、普天之下所谓的善良，是指人的品行端正做事顺理使社会安定有秩序；所谓的邪恶，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
如果真的以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端正顺理安定守秩序的，又哪里用得着圣明的君王、哪里用得着礼义呢？即使有了圣明的君王和礼义，对那具有端正顺理安定守秩序本性的人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古代的圣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所以给他们确立了君主的权势去统治他们，彰明了礼义去教化他们，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们，加重刑罚去限制他们，使天下人都从遵守秩序出发、符合于善良的标准。这就是圣明君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
如果抛掉君主的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废弃法治的管理，没有刑罚的制约，站在一边观看天下民众的相互交往，那么，那些强大的就会侵害弱小的而掠夺他们，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而压迫他们，天下人悖逆作乱而各国互相灭亡的局面很快就会出现。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邪恶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荀子继续针对孟子的“人性本善”进行反驳，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接着他分析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然后用假设论证的方法指出，既然人性是善良的，那么人人都品行端正，做事顺理，使社会安定守秩序，那还要圣明的君王和礼义干什么呢？
正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才需要圣明的君王来统治他们，用礼义教化他们，用法制管理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这也证明了国家和政权的重要性、礼义和法规的必要性。这是荀子的儒学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只靠单纯的礼义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法规和刑罚。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对人的教育大致有四种形式：
第一种是学校教育，从孔子办学开始，有条件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学堂，或者请老师到家里来教育孩子，这些受到老师直接教育达到一定文化层次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从政，参与社会的政治管理，有的从事文化活动，是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说就是社会精英。
第二种是家庭教育，没有条件把孩子送进学堂、也请不起先生的家庭，只有靠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了，而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是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文化教育的成分不大。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培养出善良正直、遵纪守法的人。
第三种是“高台教化”，也就是戏剧舞台对人的教育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老百姓的正邪观念和是非标准来自于戏曲舞台。
第四种是刑罚教育，对那些邪恶本性难改、作奸犯科者，只能通过刑罚对他们进行惩戒甚至剥夺其生命。
如果没有这些教育措施，抛掉君主的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废弃法治的管理，没有刑罚的制约，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由丛林法则掌控，就会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人人自危，天下大乱。
由此看来，“人性本善”的观点真的难以令人信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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