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頌雄 - 郎李之爭：郎朗的浪漫與郎慢/李雲迪的open式演奏

約半個世紀前，基遼斯（Emil Gilels）是二次大戰後首位受邀到美國演出的蘇聯鋼琴家。當年蘇聯在鐵幕管治下，基本是與外界隔絕。盛傳他們於藝術的高度成就，令不少人產生遐想。因此，他於紐約的首演，成為令人引頸以待的文化盛事。結果，基遼斯亦不負眾望，在一片喝采聲中，他對自己的表現卻不以為然，反而留下了一句令人震撼不已的說話：「你以為這就是極棒的演奏嗎？待你有機會聽到歷赫特的神奏再說吧！」就只一句話，令歷赫特（Sviatoslav Richter）未現身已轟動整個西方樂壇。

半世紀後，當今最紅的兩位中國鋼琴家，卻可以為一個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跟一個流行歌手作雙鋼琴演奏而生是非。事緣是今年初的央視春晚節目中，李雲迪與王力宏在兩台透明塑膠架起的電子琴上，聯手演奏的《金蛇狂舞》，居然「好評如潮」。更奇的是惹起了郎朗在微博上，酸溜溜地透露此節目原來是屬意他的，只是早答應了其他演出而婉拒；言下之意，即指李雲迪不過是執其二攤。博文一出，即引來網友的猛烈批評。當然，與基遼斯的胸襟對比，不得不叫人搖頭嘆息。我也實在想不到有甚麼大師級的鋼琴家，會為失去與流行歌手聯彈的機會而扼腕。試想想，長駐倫敦的布蘭杜爾（Alfred Brendel），會有興趣跟艾頓莊（Elton John）在英女皇登基六十周年的演唱會上合奏嗎？

另一邊廂，李雲迪也在另一文娛節目中，忽然坐在鋼琴前，模仿郎朗的招牌表情和台風，同樣引起網民熾熱抨擊。事實上，自李雲迪於2000年奪得蕭邦大賽冠軍後，有關郎李二人明爭暗鬥之說，已時有所聞，連《誰殺了古典音樂》（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的作者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亦甚關注，於其網誌多番撰文形容兩人白熱化的競爭，或說某交響樂團向他透露，郎父提出樂團與其子演出的一年內不得與李氏合演，否則往後再無合作機會；或指郎朗雖與李雲迪同屬DG旗下，卻趁後者的銷量未如理想，向公司施壓把李氏逼走，直至Sony以三百萬美元的「贖身價」邀得加盟，李雲迪才得重被DG羅致。

此中的是是非非，不論孰真孰假，都透着一陣濃厚的商業味。這份商業味，也正是郎朗演奏的特色。今天咸皆推許為鋼琴大師的阿嘉麗治（Martha Argerich），被問及對郎朗的成功有何感想，率性的她直截了當地答道：「I don't understand」。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郎朗的走紅令人困惑，但如以商業視野分析，則馬上豁然可解。郎朗已不僅是一位鋼琴家，也是一個成功的品牌。他於社會上不同界別的滲透，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古典音樂演奏家，比當年的巴筏洛蒂（Luciano Pavarotti）更「無遠弗屆」：郎朗參與的音樂演出，除獨奏會、鋼琴協奏曲、室樂外，還有電影配樂，甚至電子遊戲的配樂；他還應邀到美國白宮，並為英國皇室演奏，北京奧運的開幕禮也少不了他，最近也在慶祝英女皇在位六十周年的音樂會上獻藝；還有，就是一連串的教育節目，大師班不在話下，於各國亦舉行過多場與百個學童的同台演出；他的網站外除有賣他的CD及DVD外，還有多款T-shirt、波鞋等，而且著名的社交網站都有他的蹤影；史丹威鋼琴為他在中國開了一條以他為名的專線系列，尚有五星級酒店、名錶等廣告，簽約Sony後亦宣傳其產品；對國內的富豪，更為他們開設了私人俱樂部，入會費動輒十萬人民幣以上，郎朗則定期作其「沙龍」式演奏。如是等等，都是其靈活公關手段的商業王國的一部份經營而已。

誰說商業產品必有甚麼藝術保證？郎朗即使每年的演奏超過一百五十場、唱片大賣，也不代表他藝術上的「偉大」。他的李斯特獨奏會，挺着閃爍反光的黑外套，在多個令人目眩的巨型屏幕前演奏，雷射燈光四閃、煙霧瀰漫，令他看來真活像是21世紀的黎勃拉茲（Liberace）。

初出道時的郎朗，還不過是一個音樂略帶浮誇、文化素養淺薄的音樂系畢業生。一時的風雲際遇，卻令他沉醉在建立起來的光環中，肆意曲解所謂浪漫風格，實則是一種郎式的自戀傲慢，演出一味往一些小聰明的枝節效果追尋，音符不成樂句、樂句不成樂章，品味庸俗得嚇人。外國樂評說他「vulgar」、稱他為「Bang Bang」，都不是「浪得虛名」。郎朗的風格，似乎受荷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的負影響甚大。荷洛維茲一些藝術品味不高的炫技演奏，成為郎朗的目標，但他缺乏驚人音色和技巧，只能把荷老一些習癖厚顏地放大一百倍，近年復添上一點年老巴倫波恩（Daniel Barenboim）的江湖味，已近我們認識的郎朗。不過，他還有一點特質是其他鋼琴家所無的，那就是於一些速度較快、節奏與旋律又多有重複的樂段，郎朗表現出的莫名亢奮，那種不具音樂性、不經大腦的機械感，聽來即是饒舌（rapping）音樂的元素無疑。在《江南Style》也可以紅透半邊天的今日，郎朗的成功便不足為奇矣。但對於基遼斯與歷赫特所達致的藝術高峯，卻是無論郎朗如何亢奮跳躍仰望，也是遙不可見的。

中文媒體把焦點放在郎朗與李雲迪的國籍上，認為他們的成就，是華人能於西方藝術世界中吐氣揚眉的莫大光榮，我看大可不必；至於兩位「鋼琴王子」互視對方為假想敵，更是無謂。

■李雲迪簽約EMI，在2010年出版專輯易名YUNDI，其演奏亦如去掉姓氏般顯得無根。

原因之一，是郎李兩位，只能依賴演奏炫技作品為主，內裏卻空洞無物。當然，黃金時期的大師亦有炫技之時，但他們炫技之餘亦展露出藝術上的涵養，如Cziffra的舒曼，連Cortot也嘆服；Richter彈奏的巴赫，淡樸韻味令人難以忘懷。可是李雲迪只予人機械之感，郎朗則浮誇低俗。正如我不覺得成龍電影在荷李活賣座便是華人的榮耀，若幾位中國鋼琴家只能讓世界覺得他們「十指發達、頭腦簡單」，也不是值得慶賀之事。況且，單就技巧而言，郎李也僅算平穩，讀者試在YouTube上找Berezovsky、Pletnev、Horowitz、Arrau等彈奏的Islamey，比較郎朗的演出，便可體會郎朗的技巧屬於甚麼層次。

其次，欣賞音樂，只就演奏本身的品味及境界評價已足，毋須替演奏者加上民族感情分。本文上篇談到的Gilels及Richter，於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大賽任評判之列，雖然蘇聯舉辦比賽的原意，是於冷戰期間向世界宣示其文化上的輝煌成就，但他們卻力排眾議，把首獎屬意表現最出色的美國鋼琴家Van Cliburn，此即不以民族情緒凌駕藝術之例。我們的着眼點，應是考慮李雲迪的蕭邦，是否有其獨特之處能成一家之言，不是單看「首位華人奪得蕭邦大賽冠軍」這名頭，便立刻歡呼拍掌，許為大師。李雲迪能於2000年第十四屆蕭邦大賽中奪魁，而此冠軍寶座已懸空15年之久，其成就不容抹煞。但他令人惋惜的，正是十多年來仍停留在「比賽得獎者」的階段而沒令人看到音樂造詣上的成長。能晉身大型國際比賽而得名次，猶似博士畢業。但博士畢業生距離大學者的學養，還是很遙遠。李雲迪近年來的表現，卻是與大師的境地越來越遠。

以參賽的水平而言，李雲迪當年的演奏雖嫌拘謹生硬，但終究讓人感覺到每個音符都經過悉心打磨，細膩的表現已算不過不失。其後由DG推出的兩張唱片，基本以蕭邦及李斯特比賽的參賽曲目為主，也能保持「比賽冠軍」的演出水準，但當中亦充斥着不少李雲迪的局限：其演奏，一如台下面接受訪問的他，給人木訥、呆板、沒趣的感覺，笑容牽強、神經繃緊；其技巧，缺乏順手拈來的從容自然，斧鑿痕迹甚深，聽得出是靠一股狠勁練回來的，與上面所舉名家演奏Islamey那種游刃有餘的天賦技巧，不可同日而語。有限的天資，稍欠勤練即容易走樣。而他近年不少演奏，即使淺易如蕭邦的夜曲或圓舞曲，也錯音連連。樂評家周光蓁便曾對這樣漫不經心及大量錯音的演奏，直接向李提出疑問，他的回答竟是「……我覺得現場演出可以多一點的表現……不用顧忌。當時你有這個心情，你可以把它open一點，why not？」如果當年蕭邦大賽，李雲迪也敢這般「open」，不要說取得名次，就連華沙也不用去了。堂堂蕭邦大賽冠軍「手下」的蕭邦可以是這個模樣，就只能以欺場來形容，而李的樂迷也只有希望他能建立視觀眾如比賽評判的尊重。郎朗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較佳，不論任何場合都令人覺得他盡情投入。

同樣是蕭邦大賽出身的Pollini、Zimerman、Argerich等，得獎後都韜光養晦、潛心深造，始晉身大師之列。但李雲迪獲獎後，雖說仍有繼續修學，演奏卻一直走下坡，他的舒曼欠缺想像力，李斯特沒有神采，史卡拉第也呆滯平板。簽約EMI後，李雲迪易名Yundi，他的演奏亦一如去掉姓氏之舉顯得無根。去年出版他2010年北京的現場錄音，竟然八成曲目來自10年前的蕭邦比賽，給人感覺疏於拓展演奏曲目之餘，詮釋深度卻未見寸進。近日推出的貝多芬專輯，李氏在發佈會上的介紹，硬把貝多芬與蕭邦拉在一起，說「這兩位作曲家彷彿是硬幣的兩面……貝多芬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展現了與蕭邦很不一樣的德國式浪漫風格，而這也是我要傳遞給聽者的」。如果這番說話是甚麼笨公關為他「度身訂做」的台詞，也情有可原，但如果這就是他對唱片中三首貝多芬奏鳴曲的理解，便太令人失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