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15 吕启祥 珍爱红楼梦
吕启祥
面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在我们有限的阅读经验中,确乎出现过心有所悟怡然自得的时候。但即在此时,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独得了作家的真传,穷尽了作品的底蕴。因为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远胜于经验世界的一切,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处于不断体验、不断追寻、不断探求的过程中,凭借作品留下的印迹,去参悟那不可穷尽的大大小小的人生之谜和人性之谜。
《红楼梦》中设谜之多是早已出了名的,判词和曲子像谜,灯谜和诗谜是地地道道的谜,咏物和抒怀的诗作也类乎谜。有的十分显豁,如某词某曲即关合某人;有的则猜了二百多年也莫衷一是,如怀古诗谜、真真国女儿诗之类。其实这些不猜也罢,说不定原本就是没有谜底的,岂不白费精神!在这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本身就留有某些疑窦、空白、隐意,即用经验世界的逻辑和情理难以解释和参透的地方,这才是费心猜度耐人寻味的谜团。
我们不妨从人们最为熟知的秦可卿之死这一大谜团说起。论者或以为这一谜团早已解决,脂评中那位“老朽”不是已经把谜底泄露了吗?其实,就算补出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也不足以解开这个人物之谜。有的创作家甚至已经构想“秦可卿出身未必低微”,写成作品,拍成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自然完全可以,但对解读秦可卿这一人物并无多少助益。因为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原作给出的那样一个秦可卿。
毋庸讳言,这个形象破绽颇多,模糊不清,相当概念化,从经验层面讲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偏偏委以重任,让她临终托梦筹划贾府后事,更可惊骇者令她与幻境中警幻之妹同名兼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为滔滔贾府的惟一清醒者,她像是神的使者;作为贾宝玉进入幻境的导引者,她又是情的化身。总之这是一个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角色,给人以朦胧神秘的美感,令人把握不定、捉摸不透,永远葆有引人探索的潜质。
薛宝琴这个人物也是个谜,出场很晚,起点很高,广见博识,怀古感今,其壮阔苍凉的情怀与她那小小年纪实难相称,从不糊涂的贾母贸然以她为宝玉提亲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在“能品”宝钗之外忽然降临了“神品”宝琴,令人在惊喜之际不免有缥缈之感。再如甄宝玉,就如同贾宝玉的一个影子,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人物。
如果说这三个人物不过是些次要的、非全局性的人物,那么,在全书的主干人物身上,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即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个性及相互关系中,同样存在着某种先验的东西。
就说林黛玉吧,她的多愁善感、自泪不干很难用经验世界的身世遭际等等环境的和主体的因素给以完足的解释。人们只觉得她事事伤感、处处伤感,仿佛从来如此、天生如此。原来,林黛玉正是为了“还泪”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伤感就是命中注定、带有先验性质的了。
再看薛宝钗,她身上那一股热毒本是从胎里带来亦即先天赋有的,用以制衡的冷香丸从配方、命名到取得又都出于方外和巧合,可见她性格结构中以冷制热的势态固然出于修养,亦如有神助。不然,何以小小女孩竟从容大雅明达谙练如此。至于说到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历来在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历史评析早已确立了林黛玉第一女主人公的地位,如今人们进而超越“钗黛优劣”的话题,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目光来加以考察和评说,认同两者都是美,一者追求性灵的自主的人格,一者追求理智的社会的人格,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选择和思考。
正因此,即使时过境迁,人物生活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已经逝去和变更,而这种选择和思考却永远困扰着人们,钗黛的话题也因而永恒。
我们知道,平庸的作家只能就事论事地摹写生活,深刻的作家能够通过人物和故事让你悟出些什么,杰出的作家更有一份博大广远的终极关怀,探究的是人生和人性的奥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很难遇到林黛玉薛宝钗一样的人,但当我们在作品中遇到了的时候,不仅信其为真,而且更觉其深,因为作家的感悟竟然透过人物和自己相通了,自己心底的两难选择和渴望“兼美”的秘密竟然被作家猜中了,有一种说不出的知己感、认同感。
作品固然昭示着兼美的不可得,但这并不妨碍对兼美的追求。须知薛林各自代表着美的一极,而且是美的极致,都是顶尖的拔萃的人物,要想兼得美之极致,或曰完全地兼得是不可能的,但一定程度地兼得、有所侧重地兼得则是可能的,这正是人们坚持追求兼美理想的结果。而且应当不限于男性要求女性的兼美,也包含着女性要求男性的兼美,在现代,选择本来就是双向的。
再看《红楼梦》中的诗词韵语,人们公认其为小说的有机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诗词倘用典型论析之固觉不伦,若以意境说论之亦似未洽,尤其是前五回中的好了歌及注、判词及曲,与其说它创造了意境,不如说创造了意象来得恰切,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辨性。至于人物的托物咏怀之作,则可以看做意境和意象的结合,既可独立观赏,又因其承载作家的某种意向而充满隐喻。
意象在《红楼梦》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象征性,如人们熟悉的顽石、仙草、宝玉、金锁、佛手、冷香丸、潇湘馆的翠竹、蘅芜苑的香草,以至整座大观园等等。而小说开卷的两则神话其实是作者自创的寓言,其象征意义直指作品旨意,具有全局性。实际上,象征意象在《红楼梦》中的运用,情况要复杂得多,远远不止于人们易于把握的类型,而往往同人物、情节、环境、氛围融合在一起,如上文所论及那样,使经验世界和超验之界接通,使读者的审美情感得到升华。
较之典型和意境,意象要含蓄得多,内涵丰富得多,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也大得多,象征意象到了极致就成了谜。总之,意象和意境与艺术典型相融合,共同造就了《红楼梦》的艺术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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