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改革开放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全面引入、消化，形成了庞大学科体系。目前，中国已经跃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领科技革命潮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切都迫切需要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经济理论应当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理论，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当下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的众多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局限性

创新驱动发展要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本质是认识自然属性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需要的活动过程，涉及人与思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等众多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力全面回答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的这些问题。

首先，在人与思维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用对货币的态度判断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而不是研究主体的认识和决策过程，凯恩斯经济学讨论了企业家预期、消费倾向，但不讨论创新思维的规律，它们解释不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理想、意志、动力，无法解释中国如何打造容许失败、尊重科研路线、下放科研自主权的宽松创新环境，无法解释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对如何培育人才、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指导作用也很有限。

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解释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关注到技术和资源的重要性却假定技术是外生的、资源是给定的，凯恩斯经济学着眼用“有形之手”调节有效需求不足，而忽视了需求与创新的关系，缺失了创新这个根本动力。面对中国如何解决“卡脖子”技术、如何从跟随创新变成领先创新、如何做到科技自立自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如何实现动力变革、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苍白无力”。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成本和价格的比率而不是创新能力来思考竞争优势，按这种理论，中国应该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环节，而不是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弯道超车”。正是在这种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市场力量”破坏了其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被锁定在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以自然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贫困陷阱”之中。

最后，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所有制、党的领导、国家治理、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等中国特色因素都排除在理论框架之外，而这些因素是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新古典经济学把所有权作为一个无需讨论的理论前提，仅仅用供求关系把初次分配解释为成本管理，凯恩斯经济学也不涉及所有关系、剩余分配，它们解释不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国有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发展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色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把所有关系预设为理论前提，也必然把上层建筑预设为理论前提，凯恩斯经济学虽然讨论政府干预问题但是并不讨论政治关系本身，它们无法解释中国如何保证人民享有平等参与创新和发展的机会、如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隐含着人人自利、货币万能、自由主义、精英主义、剥削有理、优胜劣汰、私有正义等价值前设，如果被不加分别地套用到中国实践中，使类似价值观深入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必然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生冲突。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使命、动力、目标、意义需要重新界定，中国进行创新驱动发展，要发扬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和体现大国整体优势的集体主义精神，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无法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甚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水火不容”。

西方主流经济学局限性的理论根源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根源于理论范式，表现在立论维度、思维范式、理论立场等方面。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问题，主体活动是链接思维与存在的桥梁，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必须从创新主体活动的维度立论，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主体活动的维度。新古典经济学是站在市场的维度思考供求均衡价格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站在货币循环的维度思考总供给等于总需求问题。由于缺少了主体活动的维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研究对象世界的一些要素关系，而不能研究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必然存在前文所述的难以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的人与思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众多问题。

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致力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 追求的不是对现实问题解释的完备性，而是理论的“科学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采用了高度抽象的主观理性思维范式：先验式地抽象出观点并通过逻辑推理论证观点的正确性。在主观理性的支配下，研究者往往进行书斋式的研究，热衷于层层假设，为保证理论的“科学性”，越来越喜欢使用数学工具，通过假设、建模、推演获得所谓的“经得起验证”的结论。

这种思维范式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为追求理论的形式严谨往往孤立地阐述事物的某个方面，为追求“科学性”只能研究有限的几个要素，把世界割裂开来、以静止的眼光片面地思考世界。另一方面，致力于“强把社会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构建起可被欣赏的理论“艺术品”，但是描述的却是抽象的理想世界。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和技术假定为是既定的、关注成本和收益而不关心动态能力、把活生生的人抽象成了可以用货币数量测度的东西、把中国的众多特色因素都抽象掉，凯恩斯经济学抽象到了货币运动的世界，而无视价值运动和知识运动的世界，必然存在前文所述的难以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的决策、认识、动力、理想、创新环境、人才成长、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品创新、党的领导、民族历史等多重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资本利润率最大化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厂商理论是一种“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中观理论围绕厂商追求利润的市场竞争而展开，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资本投资预期收益率下降。围绕利润率最大化构建理论必须有三个基础：第一，自利心是市场的动力来源，所有心理都以货币数量表现出来。第二，交易者要承担资产风险与增值的全部责任，财产私有是最佳的安排。第三，劳动力是受供求价格规律制约的一种生产要素，这样才能围绕预期利润安排生产和交易。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预设了人人自利、货币万能等价值观，并把所有权、分配关系、政治关系预设为无需讨论的前提，必然导致前文所述的难以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经济制度、共建共享、民族精神、共同富裕等人与人关系中的众多问题。总之，要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能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就必须改变理论范式，但是一旦改变理论范式，也就不再是原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了。

建设扎根于创新实践的中国特色理论

近年来，国内有的经济学论文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论证与创新相关的几个要素的关系，面对中国实践活动，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有的论文试图从熊彼特理论、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中挖掘理论，但这些学说在立论维度、思维范式、理论立场上仍然存在缺陷，熊彼特抽象出了能创造所有利润的企业家，演化经济学把人类社会抽象成了生物世界。当面对“由谁创新、动力来自哪里、成果如何用”这种现实问题时，人们往往依靠经验与逻辑或者借助其他方面的知识，显示了现有经济理论不胜任创新驱动发展基础理论的学科危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人类知识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人类活动本身，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建设中国特色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必须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从中国现实的主体活动维度立论，系统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的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具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本质上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通过物质中介与自然交互发现自然的新属性，也就是基础研究，需要重组或改变物质的属性来发现满足人需要的有用性，也就是应用创新，需要改变物质存在的状态使其适合人的需要，也就是产品创新。这三种创新构成了生产力，是解决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必须把这三种创新过程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包含而不仅仅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重视的对象世界的要素特征。

科技蕴藏的生产力本质上是创新主体的智慧所蕴藏的生产力，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潜能和活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这需要依靠改善劳动组织关系。无论是哪种创新都是在分工协作的劳动组织关系内进行，这种关系界定了每个人的创新能力被发挥的可能性。不同创新活动的对象、中介、过程、成果和思维特征并不相同，所需要的劳动组织关系也不相同。基础研究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中国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在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单位内进行，如何建立尊重科研规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大量的应用创新诞生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如何加快成果转移转化，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产品创新是在企业中进行的，中国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力量，是必须研究的难题，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简单地把供给端视为“黑箱”一样的投入产出函数。

经济关系通过制约创新成果社会价值的实现和收入分配而制约了创新活动过程，政治关系通过制约经济关系秩序进而影响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精神关系通过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左右人的创新行为，人的创新能力与思维特征密切相关。中国特色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要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精神关系和思维规律作为研究的必要内容，包含而不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重视的市场供求机制和货币运动规律，不能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把众多要素都抽象掉。

综上所述，受理论范式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的众多问题。能够回答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必须根植于中国实践活动，能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立，并有显著的特长和优势。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