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发扬了一个理念，大意是儒家哲学虽然没有平等概念，但有对等概念。
个人觉得，没啥稀奇，因为平等是出发点，承认平等，加上契约精神，即可覆盖对等概念。
企业是一个帝国，自由合伙人愿意推出一个领导，并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这在大部分时候是无可指摘的
中国封建帝制时代，越过平等概念，帝王和臣民的契约基础并不牢固，帝王的地位来自上天，臣民也没法解约，
换句话说，只是一个隐形的不平等契约，因为，这个契约通常也没有形成文字，从来也没有签署过程。
人类法治文明形成的起点，或许大宪章是一个标志，大宪章的签署，个人觉得，教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宪章签署
教会客观上充当了国王和贵族的中间人，中国古代缺乏这样一个重要势力，所以容易形成治乱循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宪章签署时，教会是站贵族这一方的，当时坎特伯雷的主教--斯蒂芬·兰顿，也是大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国王在被迫签署大宪章之后很快买通教皇，以教皇的训令废除了大宪章，也许是大宪章的幸运，国王次年病死，继位的国王年幼，为缓和矛盾，修订并重新签署了大宪章。
围绕《大宪章》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完美诠释了著名经济学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交易的政治学”的逻辑。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主权者的权力，权力自身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制度的笼子里，除非我们能够攥紧他的钱袋子；如果不能攥紧他的钱袋子，那么就攥紧自己的钱袋子。总之，受限制的钱袋子意味着受限制的权力；
钱袋子的大小决定主权者权力的大小。
当阿西莫格鲁感叹英国人从《大宪章》中发现了一条约束权力的“狭窄的通道”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日耳曼习惯法之下的产权惯例，与罗马大庄园经济相结合形成分散的经济权利，分散的经济权利导致分散的权力结构，
分散的权力结构下贵族与国王的相互制约，再加上一些“其他条件”比如教会，共同促成了现代社会法治原则：人人都应当遵守法律，而法律的源头是自然法，自然法的源头即自然的正义。
也就是说，法律只能被发现而不是被制定，法律永远有其超验的正义之源。
洛克认为，是符合自然法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造就了法律，而不是法律赋予了人们这种权利。
洛克
早于耶稣诞生大约一百年，信奉自然法的西塞罗就认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和习惯中的内容全都是正义的，
西塞罗
“难道暴君制定的法律也是正义的吗，比如，一条规定皇帝可以不经审判就处死他想处死的公民的法律，能认为是正义的吗”
所以，西塞罗认为，世界上天然的存在一套法律，人类世界订立的所有法律，都是对这套“自然法”的模仿，模仿得越像，法律就越正义，
反之，则是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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