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腊月，确定春节不上班，我就决定回榆林过年了。这是结婚后的第六个年，我竟没有一次在锡林浩特守岁。扎鲁特旗的婆家、二连浩特的单位和榆林的娘家，才是我会去过年的地方。回榆林的那天，车子后备箱和副驾驶的位置，依旧塞了满满当当的年货，就连腊八蒜我都带走了。我和先生驱车一千多公里，日出前出发，到榆林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第二天，我们似乎忘记了疲累，开始大扫除。我拆洗床单被褥，先生清擦家具，女儿帮忙递东西和扔垃圾。似乎是女儿渐渐懂事后，我开始对过年像小时候那样热情了。看着那张稚嫩的脸，我总想把童年所有的欢乐都给她。
儿时，冬天过年和夏天唱戏，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大日子。戏场有热闹，而过年有美食。进入腊月，勤快的婆姨就开始准备年茶饭了，炸麻花、炸撒子、猪肉丸子、油糕、黄米馍、卤豆腐......我家还会压粉条。母亲年轻的时候，漏粉是把好手，父亲开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直到现在，我爸都说外面买的粉条，远远不如我妈家里压的好吃，因此，每年腊月，母亲都会压几床粉条，吃不完就晾成干粉，可保存很长时间。刚出锅的粉条，搭在院子里的架子上，冬日暖阳一照，晶莹剔透，远远看去，像挂在峭壁上的冰溜一样清莹。当天晚饭，必定是陕北羊杂碎。浓浓的羊汤里滚着细软的粉条，喝一碗浑身暖烘烘的。
我最喜欢吃的还属黄米油馍，即便母亲手艺不佳，每年也会炸几盆，油馍馍和拼三鲜是一绝，待客不掉面，自己吃也方便。我二姨炸的油馍馍甜软适宜，馍皮充得像胖娃娃的脸蛋一样鼓，吃起来也不油腻，每年我都要蹭吃的。前几天，我在单位时，父亲视频说我妈今年炸的油馍馍，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令我捧腹大笑，也迫不及待地想下班回去尝尝。在一众长辈中，年茶饭还是我二妗子做的最好，不仅样子多，还好吃，正月里，我是很喜欢去她家拜年，可以满足口腹之欲。
嗬，盼年，是氤氲在久远年岁的一种回忆。那时，我们都住在乡下，有着宽敞的院落，园子里还有小型滑冰场。娃娃们不分年龄，都可以耍到一起。俗话说：腊月二十三，晒被洗衣衫；腊月二十五，扫房掸灰尘；腊月二十八，家什擦一擦；腊月二十九，赃物都搬走。大扫除的那天，一定是选的好天气，像是约好了似的，左邻右舍都在忙碌。门里门外乱糟糟的，婆姨们扯着嗓子拉话，男人们急吼吼地催着，快活了我们这些孩子，跑东家借笤帚，跑西家还梯子。家里窗明几净，家外干净利落，也就是年到了。
我从小不是温柔的女娃性格，跟着男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放鞭炮是男娃娃的营生，也是大人们锻炼刚懂事小子们的胆量。但我不乐意，每年的鞭炮都要跟小弟分着放，父亲担心我炸到手，娇嫩的女子留疤了，长大后不好嫁人，就让我拿着长长的香烛，站在远处点燃引线。我却拂了他了好心，偏不那样做，拿着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炮捻子。小时候，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我总是不服输，长大后，却没胆量放鞭炮了。
母亲会把鞭炮藏在顶柜里，以防我和小弟在年前糟蹋完，过年就没法敬告神灵了。有一次，父亲赶集买了“旗火”，有点像“窜天猴”，回来试放了几个，我们没见过，觉得好玩，小弟撺掇我踩着高脚凳偷两个出来放。一天又一天，到过年那天，父亲高兴地拿出来给我们分发的时候，发现仅剩了几个，来了脾气，母亲却说啥时候都是给孩子玩的，父亲立马消气不说话了。出了门，父亲低声跟我们说，刚才是故意发凶，担心我妈拿鸡毛掸子打我们，他那叫先发制人。
小时候，正月里要走亲戚，过年前就会去集上买新衣服。买来新衣服还不能穿，非得等到过年那天，母亲才会拿出来让我们换上。记得有一年，给我买了一件鹅黄色的棉衣，我穿上像小黄鸭一样可爱，母亲还给我和小弟拍了照片，那是在祖母家院子里的枣树下。我的布鞋帮子磨破了，棉裤也短了一截，只有棉袄是崭新的，我的手臂躲在身后。那是寒冬，四周一片萧瑟，我站在岁月的年轮里，那抹黄色是记忆中一抹亮丽的年味。但是我知道，那件外套，在过年那天，我玩“滴滴筋”时，那是一种线香型的鞭炮，烟花溅到衣服袖子，烧开几个小洞，拍照时我把破的地方藏起来了。
在我的记忆中，年夜饭只有我们一家四口。父亲和母亲都是兄弟姐妹众多，寒假时我会去大舅家找表哥玩，有一年临过年，大妗子就说让我在她家过年吧。我当时非常兴奋，想看看别人家过年是不是和我家一样，但是过了几天，我的热情就没了，而且还有点难受。我就心想，一年只有一次过年，而且那时父亲一年到头外出揽工，只有过年那段时间才回家，错过还得等一年了。那时候，觉得时间是非常漫长的，不像现在，眨眼工夫，又一年结束了。今年的年夜饭，奶奶要来，我和先生带着女儿也去我妈那边，就成八个人的团圆饭了，四世同堂，富贵安康。
盼望过年，回味旧年，总有些五味杂陈的感慨萦绕心头。很多人说年味变了、没了，随着年岁见长，我远嫁异乡，这两年，也成了母亲，我才慢慢懂得，年味一直都只是团圆和平安。美食和新衣，鞭炮和除尘，都只不过是过年的形式，就像如今的烟花和街灯，电影和聚会，年代不同，过年的热闹依旧让人眼花缭乱，但游子那颗归家的心，从古至今，从未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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