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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从烟台一中高七级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我们这不足百名考生的两个毕业班，直到考前的一两个月，一切还是按部就班，依大纲上课，系统复习，按时作息，连每天下午的体育课都照上不误。我还坚持每周三次，下午放学后到南操场参加市里的中长跑训练，准备参加省运会。
当时除了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之外，我们手里仅有一份各任课老师自拟的复习提纲。这些提纲是同学们凑钱买回纸张，分工刻写誊印的，尽管简易又五花八门，却是大家唯一的复习宝典，谁也舍不得离手。
随着高考的临近，同学们对大学和未来充满着向往和期待，但却知之甚微。
为此，校长从山东师范学院请来教授，作了一场有关高校概况、系科专业设置和如何应考的讲座。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新鲜，又非常兴奋，好像收获庄稼眼看就到了地头一样。
遗憾的是，没听清楚校长开头的介绍，不知做讲座的这位，到底是“副教授”还是姓傅的教授，同学们私下议论了老半天。
考前，我们参加了一次有生以来最严格的体检：外科、内科，化验、透视，整整折腾了一天，特别是一个个要全裸身体，由大夫做外观检查，这真是我们长大成人以来的第一次，大家都十分尴尬。
而使我特紧张的是，医院通知我二次抽血化验。后来才知道，是化验员不慎把血样弄洒了，并不是我的血液有问题，这才放心了。
考前要填报志愿。其时分理工、医农林体和文历三大类，依次填报十二所学校和系科专业志愿。
我报的是二大类，因为我之前只听过那么一次讲座，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参考，懵懂间，错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南京药学院这两个类别较高的院校报在三、四志愿，从而乱了排序，影响了理想志愿的正常录取，后悔莫及，这是后话。
当年高考是7月7、8、9日三天。
接连三天，我和同学们一早背着书包，带着午饭和应考文具，步行到烟台二中考点。
没有家人送接，也没有老师陪伴，二中门前也像往常一样，滞留的人并不多。
考生陆续鱼贯而入，在大门迎面处悬挂着一条红色横幅：“用优异的成绩接受祖国的挑选”，金灿灿的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考场内气氛凝重严肃，只能听到讲台上方挂钟钟摆的嘀嗒声。
时间太久远了，当时各科的试题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作文题目《我的父亲》和有关“印度克拉拉邦”的政治时事填空题没有忘记。
前者是因为我对父亲的印象特别深，此外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位同学因父亲早年去世，便自行改写成《我的母亲》，出了考场，他担忧作文跑题不得分，我们几个同学帮他分析了半天，开导他，因而这个作文题我至今不忘。
至于那道时事政治题，是我掉的坑——交卷之后，我十分后悔之前只顾一味啃复习提纲，很少看报纸，又不认真收听广播（当年每天早自习都集体收听有线广播），乃至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分数。
忘不了那一年的8月18日，我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书——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
虽然学校和专业不尽理想，但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新生录取比例接近五比一，而我并不比别人聪慧，付出的努力也并不比别人多，特别是1957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受国民经济形势影响，高校新生招收总数由1956年的十八万人锐减到十万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能成为全国高校录取新生的十万分之一，并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我已是十二万分的满意和知足了。
又一年高考临近之际，期冀后生学子珍惜花样年华，莫负大好时光，竭尽所能，用最优异的成绩接受祖国的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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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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