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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从烟台一中高七级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我们这不足百名考生的两个毕业班,直到考前的一两个月,一切还是按部就班,依大纲上课,系统复习,按时作息,连每天下午的体育课都照上不误。我还坚持每周三次,下午放学后到南操场参加市里的中长跑训练,准备参加省运会。
当时除了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之外,我们手里仅有一份各任课老师自拟的复习提纲。这些提纲是同学们凑钱买回纸张,分工刻写誊印的,尽管简易又五花八门,却是大家唯一的复习宝典,谁也舍不得离手。
随着高考的临近,同学们对大学和未来充满着向往和期待,但却知之甚微。
为此,校长从山东师范学院请来教授,作了一场有关高校概况、系科专业设置和如何应考的讲座。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新鲜,又非常兴奋,好像收获庄稼眼看就到了地头一样。
遗憾的是,没听清楚校长开头的介绍,不知做讲座的这位,到底是“副教授”还是姓傅的教授,同学们私下议论了老半天。
考前,我们参加了一次有生以来最严格的体检:外科、内科,化验、透视,整整折腾了一天,特别是一个个要全裸身体,由大夫做外观检查,这真是我们长大成人以来的第一次,大家都十分尴尬。
而使我特紧张的是,医院通知我二次抽血化验。后来才知道,是化验员不慎把血样弄洒了,并不是我的血液有问题,这才放心了。
考前要填报志愿。其时分理工、医农林体和文历三大类,依次填报十二所学校和系科专业志愿。
我报的是二大类,因为我之前只听过那么一次讲座,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参考,懵懂间,错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南京药学院这两个类别较高的院校报在三、四志愿,从而乱了排序,影响了理想志愿的正常录取,后悔莫及,这是后话。
当年高考是7月7、8、9日三天。
接连三天,我和同学们一早背着书包,带着午饭和应考文具,步行到烟台二中考点。
没有家人送接,也没有老师陪伴,二中门前也像往常一样,滞留的人并不多。
考生陆续鱼贯而入,在大门迎面处悬挂着一条红色横幅:“用优异的成绩接受祖国的挑选”,金灿灿的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考场内气氛凝重严肃,只能听到讲台上方挂钟钟摆的嘀嗒声。
时间太久远了,当时各科的试题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作文题目《我的父亲》和有关“印度克拉拉邦”的政治时事填空题没有忘记。
前者是因为我对父亲的印象特别深,此外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位同学因父亲早年去世,便自行改写成《我的母亲》,出了考场,他担忧作文跑题不得分,我们几个同学帮他分析了半天,开导他,因而这个作文题我至今不忘。
至于那道时事政治题,是我掉的坑——交卷之后,我十分后悔之前只顾一味啃复习提纲,很少看报纸,又不认真收听广播(当年每天早自习都集体收听有线广播),乃至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分数。
忘不了那一年的8月18日,我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书——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
虽然学校和专业不尽理想,但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新生录取比例接近五比一,而我并不比别人聪慧,付出的努力也并不比别人多,特别是1957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受国民经济形势影响,高校新生招收总数由1956年的十八万人锐减到十万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能成为全国高校录取新生的十万分之一,并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我已是十二万分的满意和知足了。
又一年高考临近之际,期冀后生学子珍惜花样年华,莫负大好时光,竭尽所能,用最优异的成绩接受祖国的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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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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