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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常常尾随下乡的电影队,跑十里八村追着同一部电影看,怎么也看不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入伍后竟然当了一名放映员,与电影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为看场好电影可真是豁出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电影是部队官兵们盼望的精神大餐。当时部队有一句顺口溜:“战士有三喜:家信、电影、大包子”。电影在战士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刚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场电影。“四人帮”倒台后,一些经典老电影陆续解禁,新片出品也增多了,部队每周就能看上一场电影。这样一来,我们电影组的放映任务就繁重了。
我们守备部队的连队都分散在离团机关很远的农村,无论酷暑严寒,我们几乎天天驾着马车,奔波在分散部队的放映点儿。虽说苦点儿累点儿,但是比起施工打坑道和军事训练的官兵,放电影算是美差了。
作者工作照 摄于上世纪70年代初
况且,放电影是为官兵和驻地群众送欢乐,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沿途正在田地里干活的群众每当看到放映车经过,总是兴高采烈地打招呼:“解放军同志,今儿演什么电影?”马车驭手小周总是抢着回答,还故意甩一个响鞭,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当放映车一进连队营区,战士们欢呼雀跃地喊着“电影来了!”也不等领导吩咐,就忙不迭地上前来,帮忙卸车、搬机器。官兵和群众对于电影的热情为我们增添了干劲,什么苦啊累啊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时候,电影火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在荣成斥山镇大院子里放映黑白影片《智取威虎山》,十里八村闻讯赶来的观众拥挤在大队部院子里,那可是真正的爆棚,人山人海。散场时,竟然发生了踩踏伤人事故。
还有一次,在团机关礼堂放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些没有门票的地方观众按捺不住对这部热片的渴盼,竟然冲破门卫的阻拦,硬往里闯,一度挤破了门窗,现场秩序乱了,电影不得不停放。
荣成县京剧团极力和我们拉关系,凡是上映样板戏影片,他们总是反复地跟着学习动作和唱腔。
部队师以下电影队(组)那时候没有宽银幕设备,有了宽银幕电影,都是军电影工作站下部队“快传片”。为了让所有部队在有限的时间里都能看上宽银幕和刚上映的紧俏片,“快传片”是昼夜不停地放映。排着看,紧赶慢赶,有的部队就会赶到半夜看电影,那也愿意啊。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连队放映朝鲜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正赶上中午,就在连队饭堂放映。三伏天,关着门窗,用战士们的黑雨衣堵得严严实实。官兵们热得大汗淋漓,还有中暑的——为看场好电影可真是豁出去了。
在团部放映点,很多直属分队在一起看电影,映前的拉歌儿是一道风景。谁能拉歌儿占上风,往往不是歌儿唱得好,而是看谁嗓门大、声音齐。部队集体唱歌儿,实则是“喊”歌儿。这就是大家都爱选唱《打靶归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队列歌曲的原因。
也偶尔有想显摆一下,选择新歌儿或抒情歌曲的,那将会输得很惨。有一次,特务连领唱了《赤脚医生人人夸》,但唱到半截,就有人不会唱、停下来了,剩余者没有了劲头,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哑场,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其他连队乐得前仰后合。
每当放映前拉歌儿时,此起彼伏的歌声,向对方挑战的呐喊声,有节奏的击掌声,地方观众的嬉笑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那些分散的连队本来可以在自己营区放映,但是他们为了让驻地老百姓也沾点光,就把电影放映场地常年设在村上。每当放电影时,连队总是在放映桌前摆几把椅子,把村领导请来,由连队领导陪着坐在前面最佳位置。村上民兵也并列和部队坐在中间位置。这也是增加军民接触交流、加强军民团结的机会。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有一些偏远山村特别贫穷,是“光棍村”,而有驻军的村子因为常年有电影看,竟然增加了村子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不知不觉丢掉了“光棍村”的帽子。真没有想到,电影还有这个“特殊功能”。
“八路又回来了”
1970年冬天,部队开始“野营拉练”,电影更成了香饽饽。各个分队争相给政治处宣传股打电话,要电影。部队野营拉练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和不便。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大家放下背包就给房东挑水、干活、扫院子。军医和卫生员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巡医问诊。老百姓交口称赞说“八路又回来了”。
胶东真不愧是老解放区,老百姓对子弟兵的拥护关爱是发自内心的。拉练部队有时候是在夜间到达预定驻地,老百姓深更半夜不睡觉,提着马灯,敲锣打鼓在村头迎接。他们毫不心疼家里那点少得可怜的柴草,把官兵们的炕烧热,洗脚水烧好,还偷偷地把官兵脱下的湿透的袜子、鞋垫洗干净,放在自己炕上烘干。在那挨饿的年代,他们竟然把家里珍藏的花生、地瓜干、板栗、鸡蛋、苹果等准备招待贵客的东西强塞给官兵们吃。官兵们感动得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老百姓的拥军之情无以为报,那就给大家放场电影吧。
每当部队为驻地放电影时,村上的人们甭提多高兴了。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广播:“今儿晚解放军为咱疃放电影,大家早点收工。”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周边村庄。太阳还老高,孩子们就搬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到放映场地占地方。有的孩子在地上画个大圈,自己坐在里面为家人占地方,连晚饭也舍不得回家吃。
夜幕刚刚降临,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像赶集一样热闹。当场灯照亮,喇叭放歌曲时,部队和民兵开始入场,在特定的位置落座后,军地领导在放映前都要说几句表扬和感谢的话,讲话末了,照例要带头喊几句口号。群众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部队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场面热烈,喜庆劲儿如同过大年。
野营拉练时,部队驻训点飘忽不定,变化也快,我们接受放映任务的偶然性增大,团部就专门为我们配备了一台“大解放”作为放映车。尽管这样,往往是我们电影组还未到达,放映场上早已挤满了翘首以盼的观众。
在大家热切的注视下,我们常常为架设银幕耽误时间而着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动手,用圆钢管做了一个能收缩、好携带的流动银幕架。到了现场,几分钟就可完成银幕的架设。我们好像表演一样的架银幕的麻利动作,常常博得观众喝彩,也多次受到领导夸奖。
啊,出事故了!
部队放映工作和地方电影院可大不一样。部队电影队(组)除了放电影,还担负着俱乐部的所有宣传工作。那时电影队(组)的工作被概括为“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书写标语,布置会场”。放映员样样都得会干,每个人都得有两把刷子。
那时候,每场电影前几乎都有幻灯宣传。部队好人好事、计划生育、配合政治学习的,都是幻灯宣传内容。
制作幻灯不光是花费时间,最重要的是得有各种各样特长的人才。我们的组长张德永,是位憨厚老实的荣成人。别看他长得粗壮黝黑,说一口像唱歌儿似的荣成话,却有一手细腻娴熟的绘画和着色绝技,画的幻灯片栩栩如生。老兵裴庆顺能操作很多幻灯特技。“江南才子”许培德能写一手好字。我主要负责采集编写。我们是分工合作,各尽其能。
我们下部队放映时,会现场采访、编写,由于时间紧张,就在原先准备好的玻璃粉板片上刻出文字,投放到银幕上。对典型模范事迹,我们就用照相机先拍照下来,回到团部冲洗到透明反胶片上,制作成实人实像幻灯,待下一次巡回放映时给连队放幻灯。官兵看到自己的形象上了银幕,那个高兴劲儿不亚于立了个三等功。
布置会场也是电影组常干的活儿。因为那时会议比较多,比较重要的大会还要张挂横幅会标。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都是手工写字、剪刻,再把剪好的白纸字,用白线缝到红布条幅上,相当的费时费力。
后来我们发明了“活字组合会标”,就是把横幅标语经常用的那些词,如“热烈欢迎,庆祝,纪念,周年,大会,召开”等等都提前剪刻好,可以随便组合,反复使用,省时省力又省纸。
“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是当时的死规定。1970年4月20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最高指示在晚上第二套新闻联播(广播)播出了。部队组织收听后,立刻敲锣打鼓在部队营区和石岛镇上宣传。
已经是半夜了,我们电影组立马去营区和村镇大街上张贴标语。为了抢时间,两个人先在墙上贴纸,后面一个人在墙上直接书写标语。有些石头墙面凹凸不平,往往贴不结实,也不知道是风刮掉了后面几个字,还是有人恶作剧,这样标语就成了“我们也要搞人……”
风言风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一大早我们马上去补了三个字。现在看来是笑话,在当时可是政治事故!为此事,宣传股的刘股长对我们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耐心教育。他的一句“宣传工作无小事”,如警钟长鸣,让我受益终生。
的确,宣传工作都是“门面”活儿,不能有半点马虎。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都能造成大事故。
有一次,我们正在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参谋长夸奖杨子荣“老杨英雄啊!”听来却成了“老杨'熊’啊!”满礼堂官兵愕然,我们更是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向军文化工作站报告。
第二天查清楚了,是上一个放映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影片修补规定,没有对连续损坏的多个片孔进行修补,而是图省事剪掉了几个影片画面再接起来。结果,声带就少了一个字,把“英雄”的“英”丢失了。为此,造成这部影片停映。那个单位受到了通报批评。
小岛又变得热闹了
1974年10月,苏山岛守备连放映组出了大事故:发电机起火,放映喇叭损坏,导致电影停放,放映员年底退役处理。团部紧急调我去收拾残局。
我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干,修好了损坏的放映设备,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电影放映。接着,我把连队早已损坏的广播扩音器送到文登大水泊海军去维修,恢复了岛上的广播。在寂寞冷清的孤岛上,每周能看上电影,每天广播按时播放新闻、文艺节目和歌曲,小岛又变得生机盎然了。官兵们齐声称赞我给他们带来了欢乐。
岛上的16毫米电影组只有一个放映员,连队挑选了一位新兵,让我“传帮带”。早上在广播里吹过起床号、出操号后,我带着新兵跟着连队一起跑操、打扫卫生、扛石头,搬运供给船为连队送来的米面蔬菜,我把自己变成了连队一员。本来都是应当应分的事,却把连队官兵感动得稀里哗啦。
三个月后,新放映员已能独立完成放映工作,我下岛回到团电影组。后来才知道,守备连的领导专门到政治处为我请功。这个年终总结评比,我立了三等功。
1975年3月,我这个超期服役的25岁老兵被破格提干(排级电影组长)。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我被调到26军电影工作站。1978年,烟威警备区成立,我又被调到济南军区文化工作站烟台分站,一直干到退休。
回忆我的军旅生涯,非常高兴与电影结缘。衷心感谢推荐培养提拔我的良师和领导,更庆幸能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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