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请点上面蓝字，来烟台街逛逛
我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常常尾随下乡的电影队，跑十里八村追着同一部电影看，怎么也看不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入伍后竟然当了一名放映员，与电影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为看场好电影可真是豁出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电影是部队官兵们盼望的精神大餐。当时部队有一句顺口溜：“战士有三喜：家信、电影、大包子”。电影在战士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刚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场电影。“四人帮”倒台后，一些经典老电影陆续解禁，新片出品也增多了，部队每周就能看上一场电影。这样一来，我们电影组的放映任务就繁重了。
我们守备部队的连队都分散在离团机关很远的农村，无论酷暑严寒，我们几乎天天驾着马车，奔波在分散部队的放映点儿。虽说苦点儿累点儿，但是比起施工打坑道和军事训练的官兵，放电影算是美差了。
作者工作照 摄于上世纪70年代初
况且，放电影是为官兵和驻地群众送欢乐，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沿途正在田地里干活的群众每当看到放映车经过，总是兴高采烈地打招呼：“解放军同志，今儿演什么电影？”马车驭手小周总是抢着回答，还故意甩一个响鞭，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当放映车一进连队营区，战士们欢呼雀跃地喊着“电影来了！”也不等领导吩咐，就忙不迭地上前来，帮忙卸车、搬机器。官兵和群众对于电影的热情为我们增添了干劲，什么苦啊累啊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时候，电影火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在荣成斥山镇大院子里放映黑白影片《智取威虎山》，十里八村闻讯赶来的观众拥挤在大队部院子里，那可是真正的爆棚，人山人海。散场时，竟然发生了踩踏伤人事故。
还有一次，在团机关礼堂放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些没有门票的地方观众按捺不住对这部热片的渴盼，竟然冲破门卫的阻拦，硬往里闯，一度挤破了门窗，现场秩序乱了，电影不得不停放。
荣成县京剧团极力和我们拉关系，凡是上映样板戏影片，他们总是反复地跟着学习动作和唱腔。
部队师以下电影队（组）那时候没有宽银幕设备，有了宽银幕电影，都是军电影工作站下部队“快传片”。为了让所有部队在有限的时间里都能看上宽银幕和刚上映的紧俏片，“快传片”是昼夜不停地放映。排着看，紧赶慢赶，有的部队就会赶到半夜看电影，那也愿意啊。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连队放映朝鲜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正赶上中午，就在连队饭堂放映。三伏天，关着门窗，用战士们的黑雨衣堵得严严实实。官兵们热得大汗淋漓，还有中暑的——为看场好电影可真是豁出去了。
在团部放映点，很多直属分队在一起看电影，映前的拉歌儿是一道风景。谁能拉歌儿占上风，往往不是歌儿唱得好，而是看谁嗓门大、声音齐。部队集体唱歌儿，实则是“喊”歌儿。这就是大家都爱选唱《打靶归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队列歌曲的原因。
也偶尔有想显摆一下，选择新歌儿或抒情歌曲的，那将会输得很惨。有一次，特务连领唱了《赤脚医生人人夸》，但唱到半截，就有人不会唱、停下来了，剩余者没有了劲头，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哑场，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其他连队乐得前仰后合。
每当放映前拉歌儿时，此起彼伏的歌声，向对方挑战的呐喊声，有节奏的击掌声，地方观众的嬉笑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那些分散的连队本来可以在自己营区放映，但是他们为了让驻地老百姓也沾点光，就把电影放映场地常年设在村上。每当放电影时，连队总是在放映桌前摆几把椅子，把村领导请来，由连队领导陪着坐在前面最佳位置。村上民兵也并列和部队坐在中间位置。这也是增加军民接触交流、加强军民团结的机会。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有一些偏远山村特别贫穷，是“光棍村”，而有驻军的村子因为常年有电影看，竟然增加了村子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不知不觉丢掉了“光棍村”的帽子。真没有想到，电影还有这个“特殊功能”。
“八路又回来了”
1970年冬天，部队开始“野营拉练”，电影更成了香饽饽。各个分队争相给政治处宣传股打电话，要电影。部队野营拉练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和不便。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大家放下背包就给房东挑水、干活、扫院子。军医和卫生员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巡医问诊。老百姓交口称赞说“八路又回来了”。
胶东真不愧是老解放区，老百姓对子弟兵的拥护关爱是发自内心的。拉练部队有时候是在夜间到达预定驻地，老百姓深更半夜不睡觉，提着马灯，敲锣打鼓在村头迎接。他们毫不心疼家里那点少得可怜的柴草，把官兵们的炕烧热，洗脚水烧好，还偷偷地把官兵脱下的湿透的袜子、鞋垫洗干净，放在自己炕上烘干。在那挨饿的年代，他们竟然把家里珍藏的花生、地瓜干、板栗、鸡蛋、苹果等准备招待贵客的东西强塞给官兵们吃。官兵们感动得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老百姓的拥军之情无以为报，那就给大家放场电影吧。
每当部队为驻地放电影时，村上的人们甭提多高兴了。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广播：“今儿晚解放军为咱疃放电影，大家早点收工。”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周边村庄。太阳还老高，孩子们就搬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到放映场地占地方。有的孩子在地上画个大圈，自己坐在里面为家人占地方，连晚饭也舍不得回家吃。
夜幕刚刚降临，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像赶集一样热闹。当场灯照亮，喇叭放歌曲时，部队和民兵开始入场，在特定的位置落座后，军地领导在放映前都要说几句表扬和感谢的话，讲话末了，照例要带头喊几句口号。群众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部队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场面热烈，喜庆劲儿如同过大年。
野营拉练时，部队驻训点飘忽不定，变化也快，我们接受放映任务的偶然性增大，团部就专门为我们配备了一台“大解放”作为放映车。尽管这样，往往是我们电影组还未到达，放映场上早已挤满了翘首以盼的观众。
在大家热切的注视下，我们常常为架设银幕耽误时间而着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动手，用圆钢管做了一个能收缩、好携带的流动银幕架。到了现场，几分钟就可完成银幕的架设。我们好像表演一样的架银幕的麻利动作，常常博得观众喝彩，也多次受到领导夸奖。
啊，出事故了！
部队放映工作和地方电影院可大不一样。部队电影队（组）除了放电影，还担负着俱乐部的所有宣传工作。那时电影队（组）的工作被概括为“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书写标语，布置会场”。放映员样样都得会干，每个人都得有两把刷子。
那时候，每场电影前几乎都有幻灯宣传。部队好人好事、计划生育、配合政治学习的，都是幻灯宣传内容。
制作幻灯不光是花费时间，最重要的是得有各种各样特长的人才。我们的组长张德永，是位憨厚老实的荣成人。别看他长得粗壮黝黑，说一口像唱歌儿似的荣成话，却有一手细腻娴熟的绘画和着色绝技，画的幻灯片栩栩如生。老兵裴庆顺能操作很多幻灯特技。“江南才子”许培德能写一手好字。我主要负责采集编写。我们是分工合作，各尽其能。
我们下部队放映时，会现场采访、编写，由于时间紧张，就在原先准备好的玻璃粉板片上刻出文字，投放到银幕上。对典型模范事迹，我们就用照相机先拍照下来，回到团部冲洗到透明反胶片上，制作成实人实像幻灯，待下一次巡回放映时给连队放幻灯。官兵看到自己的形象上了银幕，那个高兴劲儿不亚于立了个三等功。
布置会场也是电影组常干的活儿。因为那时会议比较多，比较重要的大会还要张挂横幅会标。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都是手工写字、剪刻，再把剪好的白纸字，用白线缝到红布条幅上，相当的费时费力。
后来我们发明了“活字组合会标”，就是把横幅标语经常用的那些词，如“热烈欢迎，庆祝，纪念，周年，大会，召开”等等都提前剪刻好，可以随便组合，反复使用，省时省力又省纸。
“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是当时的死规定。1970年4月20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最高指示在晚上第二套新闻联播（广播）播出了。部队组织收听后，立刻敲锣打鼓在部队营区和石岛镇上宣传。
已经是半夜了，我们电影组立马去营区和村镇大街上张贴标语。为了抢时间，两个人先在墙上贴纸，后面一个人在墙上直接书写标语。有些石头墙面凹凸不平，往往贴不结实，也不知道是风刮掉了后面几个字，还是有人恶作剧，这样标语就成了“我们也要搞人……”
风言风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一大早我们马上去补了三个字。现在看来是笑话，在当时可是政治事故！为此事，宣传股的刘股长对我们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耐心教育。他的一句“宣传工作无小事”，如警钟长鸣，让我受益终生。
的确，宣传工作都是“门面”活儿，不能有半点马虎。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都能造成大事故。
有一次，我们正在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参谋长夸奖杨子荣“老杨英雄啊！”听来却成了“老杨'熊’啊！”满礼堂官兵愕然，我们更是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向军文化工作站报告。
第二天查清楚了，是上一个放映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影片修补规定，没有对连续损坏的多个片孔进行修补，而是图省事剪掉了几个影片画面再接起来。结果，声带就少了一个字，把“英雄”的“英”丢失了。为此，造成这部影片停映。那个单位受到了通报批评。
小岛又变得热闹了
1974年10月，苏山岛守备连放映组出了大事故：发电机起火，放映喇叭损坏，导致电影停放，放映员年底退役处理。团部紧急调我去收拾残局。
我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干，修好了损坏的放映设备，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电影放映。接着，我把连队早已损坏的广播扩音器送到文登大水泊海军去维修，恢复了岛上的广播。在寂寞冷清的孤岛上，每周能看上电影，每天广播按时播放新闻、文艺节目和歌曲，小岛又变得生机盎然了。官兵们齐声称赞我给他们带来了欢乐。
岛上的16毫米电影组只有一个放映员，连队挑选了一位新兵，让我“传帮带”。早上在广播里吹过起床号、出操号后，我带着新兵跟着连队一起跑操、打扫卫生、扛石头，搬运供给船为连队送来的米面蔬菜，我把自己变成了连队一员。本来都是应当应分的事，却把连队官兵感动得稀里哗啦。
三个月后，新放映员已能独立完成放映工作，我下岛回到团电影组。后来才知道，守备连的领导专门到政治处为我请功。这个年终总结评比，我立了三等功。
1975年3月，我这个超期服役的25岁老兵被破格提干（排级电影组长）。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我被调到26军电影工作站。1978年，烟威警备区成立，我又被调到济南军区文化工作站烟台分站，一直干到退休。
回忆我的军旅生涯，非常高兴与电影结缘。衷心感谢推荐培养提拔我的良师和领导，更庆幸能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锻炼成长。
你可能还想看：
烟台街·烟台故事 | 乱世有高人！南尧村的人都记得他们的故事
烟台街·乡村记忆 | 这个赁铺口碑爆棚，掌柜的还肩负秘密使命
烟台晚报“烟台街“征稿启事
这座城市有厚重的历史积淀，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有独特的民俗风情，更有抹不掉的家园记忆，烟台晚报“烟台街”版期待一切热爱本埠地方文化的人士惠赐佳作。投稿时请作者务必提供银行账号，稿件一旦发表，以便寄奉稿酬。
来源 | 烟台晚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