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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在北京带孙子，遇上雾霾天就要戴口罩，这倒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些戴口罩的事。
我记事以后，最早见到的戴口罩的人，是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工厂的工人，戴的是那种棉纱做的劳保口罩，一根长带子穿在两端，先套脖子上，再系在工作帽上。
那时候棉布紧张，父母发的劳保口罩只要还能戴，就舍不得扔掉，省下新的给孩子戴，或夏天拆开给小孩子做汗衫和背心。
那时冬天气温低，没暖气，手脚生冻疮是常事，小孩子的脸腮也有长冻疮的。所以，烟台人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冬天戴口罩等于穿了一件小棉袄”。戴口罩简直是一种时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了烟台蔬菜公司当售货员，口罩更成了我不离身的东西。
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分配到工厂非常荣耀，卖菜则被人瞧不起，何况又是“一打三反”的重灾区、小商小贩在一起的“合作店”，我们这些中学没毕业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与六七十岁的老人混到一起，身着蓝色的及膝粗布反穿衣，吆吆喝喝地卖菜卖副食品，别提多害羞了。
我当时所在的二马路菜店只有五间北屋，除了一间会计室，余下四间卖肉和调料，卖菜的就只能当街搭棚子，靠着马路，又冷又脏。怕被熟人认出来，也怕脸腮长冻疮，我就竭尽所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把劳保口罩一番拆改，改成挂耳式，大一点，戴在脸上只露两只眼睛，别人很难认出来，我的脸腮也从没冻过。
1970年，烟台市区大白菜丰收，除了每人凭票供应120斤毛白菜，蔬菜公司专业窖藏200万斤毛白菜，剩余的由各生产队就地入土窖藏。1971年春节后，生产队窖藏的大白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每斤白菜只要1分钱（我当时的月工资是21元）。菜店领了任务，售货员以老带新，走街串巷推销白菜。
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跟着近70岁的张桂兰大娘（那时候不准叫大娘，要直呼其名或叫老张），每天拉着装满大白菜的大板车、提着木杆秤，在辖区内转着圈卖菜。
说来也巧，我和张大娘负责的范围正在我的中学附近。张大娘是个卖菜的行家，我跟着她，不担心卖不了，只管收钱，老人家称秤，比谁卖得都快。而我呢，生怕学校的老师和校友认出来，戴着大口罩，把帽檐压到眉毛上，见了熟人低着头，张大娘吆喝多少钱，我就收多少钱，她叫我拿几棵白菜我就拿几棵，卖了整整一个多月，很少被人认出来。
还有，我们刚就业的姑娘嫌穿蓝粗布的反穿衣丑，就到百货商店买回不用布票的白色包装布，做成及膝长的后背带交叉的白兜，戴在反穿衣上面，再配上雪白的口罩，这样的装扮，多少有了点个性，与那些一身蓝衣的老售货员区别开来。但军代表看不惯了，批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过，他倒没强迫我们摘下来。该穿还是穿，口罩继续戴，我们暗自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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