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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在北京带孙子,遇上雾霾天就要戴口罩,这倒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些戴口罩的事。
我记事以后,最早见到的戴口罩的人,是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工厂的工人,戴的是那种棉纱做的劳保口罩,一根长带子穿在两端,先套脖子上,再系在工作帽上。
那时候棉布紧张,父母发的劳保口罩只要还能戴,就舍不得扔掉,省下新的给孩子戴,或夏天拆开给小孩子做汗衫和背心。
那时冬天气温低,没暖气,手脚生冻疮是常事,小孩子的脸腮也有长冻疮的。所以,烟台人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冬天戴口罩等于穿了一件小棉袄”。戴口罩简直是一种时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了烟台蔬菜公司当售货员,口罩更成了我不离身的东西。
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分配到工厂非常荣耀,卖菜则被人瞧不起,何况又是“一打三反”的重灾区、小商小贩在一起的“合作店”,我们这些中学没毕业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与六七十岁的老人混到一起,身着蓝色的及膝粗布反穿衣,吆吆喝喝地卖菜卖副食品,别提多害羞了。
我当时所在的二马路菜店只有五间北屋,除了一间会计室,余下四间卖肉和调料,卖菜的就只能当街搭棚子,靠着马路,又冷又脏。怕被熟人认出来,也怕脸腮长冻疮,我就竭尽所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把劳保口罩一番拆改,改成挂耳式,大一点,戴在脸上只露两只眼睛,别人很难认出来,我的脸腮也从没冻过。
1970年,烟台市区大白菜丰收,除了每人凭票供应120斤毛白菜,蔬菜公司专业窖藏200万斤毛白菜,剩余的由各生产队就地入土窖藏。1971年春节后,生产队窖藏的大白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每斤白菜只要1分钱(我当时的月工资是21元)。菜店领了任务,售货员以老带新,走街串巷推销白菜。
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跟着近70岁的张桂兰大娘(那时候不准叫大娘,要直呼其名或叫老张),每天拉着装满大白菜的大板车、提着木杆秤,在辖区内转着圈卖菜。
说来也巧,我和张大娘负责的范围正在我的中学附近。张大娘是个卖菜的行家,我跟着她,不担心卖不了,只管收钱,老人家称秤,比谁卖得都快。而我呢,生怕学校的老师和校友认出来,戴着大口罩,把帽檐压到眉毛上,见了熟人低着头,张大娘吆喝多少钱,我就收多少钱,她叫我拿几棵白菜我就拿几棵,卖了整整一个多月,很少被人认出来。
还有,我们刚就业的姑娘嫌穿蓝粗布的反穿衣丑,就到百货商店买回不用布票的白色包装布,做成及膝长的后背带交叉的白兜,戴在反穿衣上面,再配上雪白的口罩,这样的装扮,多少有了点个性,与那些一身蓝衣的老售货员区别开来。但军代表看不惯了,批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过,他倒没强迫我们摘下来。该穿还是穿,口罩继续戴,我们暗自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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