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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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1965年山东省职工业余优秀文艺节目调演烟台专区代表队的合影。照片中除了有两位是县里的演员以外，几乎全是烟台工人文化宫工人宣传队的。
那次调演中，王忠华和柴玉华的女声表演唱，于惠州作词、王鼎九作曲的《家属也在干革命》一炮打响，被评为优秀节目。这只是那些年来，烟台代表队在省里历年获奖项目之一。当年的工人文化宫工人业余宣传队只要参加省汇演或是调演，几乎全都载誉而归，是代表烟台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一帮敬业热心的文化宫人
那个年月，工人文化宫是烟台人休闲娱乐的必去之处。我家离工人文化宫不远，更是那里的常客。
坐落在南大街南侧的工人文化宫，分为上下两个活动区域。南台阶上面是大礼堂、图书馆以及乒乓球室和排练室、展览室、办公等场所。23磴台阶下面往北至大门的大广场，分布着篮球场、足球场、露天舞台，还有单双杠等体育器械。大门两侧和西部的围墙上有灯光橱窗，定期展出画报、剧照、宣传材料等。
当时电影院的乙级票价是1角2分，甲级票1角6分，而文化宫礼堂放电影，凭工会会员证仅需5分钱。在文化宫图书馆，持会员证办张借书证，免费借书。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是相亲交友的圣地，年轻人趋之如鹜。广场上的灯光球场周末有篮球比赛，业余篮球队中不乏劲旅，像海洋渔业公司、药材公司、四五金、自行车厂、劳动技校、水产学校等，每逢有他们的比赛，都是人满为患。
逢年过节，工人文化宫更是热闹，文艺演出、放电影、乒乓球比赛、书法美术展、谜语有奖竞猜、棋类比赛，花样多多。棋类比赛时，有时候还搞“现场直播”——在广场竖起一个大型棋盘，有工作人员手持长杆，将棋局进展同步摆出，供观众观评。
能把这些花样繁多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靠的是工人文化宫极其敬业的一干人马。我印象中，文化宫的领导有王星魁、吕受才、崔焕明等，他们手下有田文忠、于文堂、陈锡源、徐强、陶俊才、严艺、康宝、王国春、谢箴厚、张超尘、李秀荣、刘永年、鲁队长、王增才、刘淑芝、杜恒范、梅植武、盛英、祁老师、刘振东等一批人。这些人在文艺、音乐、体育、美术、舞蹈、创作、图书、职工辅导、电影放映等方面，各显神通。对于厂矿企业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这些老师们更是积极培养，手把手指导，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
广场上的单双杠，是健身达人们的专宠。菜鸟就在双杠的一端撑几个“曲臂伸”，有点儿水平的，更喜欢“悠双杠”，在杠上悠来荡去，搞得双杠“嘭嘭”直响，响声越大，就越得意。但这种玩法对体育器械损坏很大，修理好了，不久又损坏了。于是就有人反映到市总工会去了。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总工会的权力很大，一个督办电话打过来，分管体育的王国春老师赶紧想办法。因经费有限，既不能耽误职工锻炼，又要它坚固耐用，最后就用无缝钢管焊接了两架双杠，虽说不如正规的双杠漂亮有弹性，但好歹能用，也练出了不少杠上高手。
其中有一位翻砂厂的姓王的青年，在双杠上做曲臂伸动作，一次能做300多个。他喜欢光着膀子在杠上锻炼，两块胸肌显得格外醒目，绰号“大奶子”。此人堪称“杠霸”，只要他上双杠，基本上一个小时下不来，别人就捞不着玩了，便送他一个“吊死鬼”的外号。
王忠华的革命化婚礼
工人文化宫的职工业余宣传队，一茬一茬地换新人。文化宫的王星魁主任说，他带过好几帮宣传队，各有特点，他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人称拥有“两枝花”王忠华和柴玉华的那帮宣传队。
王忠华是土产杂品公司的政工科干部，有一副好嗓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只要她上台独唱，不连续返场，观众是不让下去的。特别是演唱军旅歌唱家马玉涛的歌曲，几可乱真，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可她却没有半点架子，是公认的知心大姐。
歌唱家马玉涛
由于工作和演出忙碌，对象谈了8年，婚期一推再推，直到1968年的春节前，她爱人老王所在部队的首长关心下属，让老王春节前把婚结了。偏偏春节前那段时间，宣传队演出频繁，还接了一个重要任务：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省军区阮邦和副司令和全国劳动模范张富贵要来烟台审查挑选节目。市里把正在昆嵛山拥军慰问演出的工人文化宫宣传队调回来汇报演出。首长看后当即拍板：整个队伍参加山东省春节拥军慰问团，正月初四出发，去长岛要塞演出。
腊月二十七晚上，王忠华演出完回家，发现老王在家等她，说领导批准咱俩结婚了，腊月二十九把事儿办了吧。可腊月二十九晚上，宣传队要参加地革委礼堂的除夕文艺晚会，这是政治任务不能耽误。俩人一商量，腊月二十九上午去登记，大年三十办婚礼。
王星魁主任听说后，非常感动，大年三十这天，他带领部分乐队人员去老王的宿舍，为这场简朴的“革命化婚礼”添上了一抹亮色。
“破笙”张振业
在烟台的文艺圈里，提起张振业，可能有人对不上号，但提起“张破笙”，无人不晓。
张振业先生是工人文化宫宣传队连续几代的笙演奏员，人称“三朝元老”。他为人厚道，艺术造诣较高却从不张扬，是宣传队里的老大哥。
笙，是我国民族吹管乐器中唯一可以演奏和声、和弦的乐器。笙是定律乐器，吹奏时不会受到演奏技法（唇口控制、指法控制）的影响而使音高变动，因而有“死笙活笛”的说法。
1960年，张振业所在的海洋渔业公司工会买了一把新笙，却无人会摆弄，老张自幼酷爱音乐，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件乐器。经过多方求教，刻苦练习，加上天资聪慧，仅仅一个星期就上台为笛子演奏员潘月桂先生伴奏笛子独奏曲《喜相逢》，受到好评。
自此老张遍访吹笙好手，细心揣摩，刻苦练功，技艺有了明显的长进。凡是来烟台演出的歌舞团体，他绝不放过送上门来的老师，一定要去后台拜访吹笙的演奏员，虚心求教。多年的苦练，老张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吹奏技能，形成了自己的吹奏风格。在烟台论吹笙，老张绝对是数得着的人物。
1966年“文革”初，市里组织京剧团、吕剧团、工人文化宫等参加拥军演出，乐队中的笙演奏员一共有三位：吕剧团张立明、二中张春铅、文化宫张振业，都姓张。
为了统一音准，指挥要求三把笙一起调理音高。决定音高的关键是簧片上的音珠，调簧片上面的音珠需要点上蜡烛，用专用工具来操作。这其实是笙演奏员维护笙基本功能的日常功课，但是外人不懂，只见这三个姓张的演奏员都各自点上蜡烛，烛光摇曳，三个人低头在紧张忙活，以为是笙坏了，在那里修理呢，于是就笑话他们，说是三个姓张的都在修理笙，真是三个张“破笙”。“破笙”的雅号就叫开了。
笙的簧片需要用蜂蜡和松香配比后固定，当时粘黏的材料不过关，到了天冷的时候，热胀冷缩，蜂蜡容易裂口，就会影响吹奏。每当这时候，老张就会在后台点上蜡烛粘黏簧片。有一次，田文忠老师看见老张在那里紧张地忙活，就笑称：“你真不愧是个'张破笙’。”
老张为人厚道，从不计较，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去争那些没有米的糠”，时间长了，这雅号倒成了老张的昵称了。老张说，三个“破笙”都姓张，除了张春铅是二中的老师，人们没有喊他“张破笙”的，另一个吕剧团的张立明直到退休，叫了一辈子“张破笙”。
当年，宣传队流传“张破笙”用苹果换晕船药水的段子。时隔近半个世纪，老队员们依然不忘。
那是1968年，工人文化宫工人宣传队参加省春节拥军慰问团演出，正月初四从烟台到蓬莱，坐船去长岛。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烟台山往北到芝罘岛的海面全都结冰了。蓬莱到长岛的海面也结了厚冰。没有破冰船，只能用船头慢慢顶着冰行驶，厚冰的地方，甚至动用了炸药，船的马力又小，在海面上颠簸了大半天。
张振业本来就晕船，这时更晕得厉害，穿着棉猴宁可呆在甲板上挨冻，也不敢到舱里去暖和。晕大了就掏出苹果啃两口，到了长岛驻地，老张吃饭也不香。
乐队的贝司演奏员隋家斌是个活跃人物，他看见老张在甲板上的样子，就告诉大家，他有办法叫“张破笙”把苹果乖乖地交出来。
于是老隋就筹划起来。到大竹岛演出时，他先到军人服务社买来仁丹和止咳糖浆勾兑，找了一个小瓶装好。又找到了驻军的阮副司令，轧好了扣。晚饭后，老隋就叫上二胡演奏员迟振杰，拿了这个“晕船特效药”，凑到张振业面前，神秘兮兮地说：这是省军区阮副司令带的治晕船的特效药，大家看你晕船挺遭罪的样子，找阮副司令要的。
老张和老隋相识多年，用老张的话说，别看老隋戴着宽边眼镜，留着背头，风度翩翩的，可眼珠子滴溜乱转，一肚子“猴儿”。他对老隋的话半信半疑，不过有老迟在场，老张有些放松，但仍不放心，就找阮副司令确认。阮副司令还真配合，点头默认了。
见老张上当了，老隋说：“把你的苹果拿出来表示一下吧。”“破笙”的苹果就到了老隋手里。
老隋还不算完，告诉老张，吃这个“特效药”要多喝水。老张还真照办了，深更半夜天寒地冻，海岛上北风呼啸，厕所离宿舍几百米，一晚上去了好几趟，搅得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天光大亮，宿舍里大伙笑成一片，原来有些晕船的队员也不晕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人文化宫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人文化宫那些辉煌的历史，只能留在几代人的记忆和怀念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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