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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人们凡有大事、喜事，才会走进照相馆，郑重地留影为念。看到前一阵子晚报关于朝阳街所城里重开的系列报道中有一篇《要照相，上锦章》，我不由翻开影集，找出了摄于67年前的两张“锦章照”:一张为小宝宝的百岁留念，一张为家庭合影。照片背后的故事，容我说与你听——
1954年春天，婚后两年的母亲就要分娩了。那时生孩子不去医院，把接生婆请到家里助产。祖母虽做过接生的营生，但她讲究老规矩礼道，并不打算亲自为儿媳助产，便专门请了接生婆到家。可两天过去了，母亲疼痛难忍，孩子也没有生下来。
随着母亲呻吟声越来越弱，接生婆告诉祖母：“你这个儿媳妇难产，孩子是站生的。我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吧！”
“这个节骨眼上哪儿找人，我帮你！”祖母也担心起来，顾不上什么礼道了，一面洗手一面喊父亲：“快！快过来把她架起来！”
祖母亲手把我这个“站生”的孙女接到了人世间。“可惜是个女的！要是个男孩儿就好了！”重男轻女的祖母不太高兴地说道。
但她还是按烟台习俗，在我出生第5天宴请了亲朋好友。她不断念叨“坐生娘娘站生官”，众人则纷纷劝慰：“先开花（生女）后结果（生男）！”
说起来也凑巧。我出生第14天，父亲抱回家一个男婴，祖母和母亲惊诧不已。父亲忙说缘由：他一个师叔前几天来我家参加 “欢喜宴”，知道祖母喜欢男孩儿，就把他刚出生不久的私生子交给我父亲，让他抱回家与我一起养。
祖母倒是乐意，母亲也就接受了，可奶水却不够两个孩子吃。男婴吃不饱，一个劲地哭，搅得全家不得安宁。祖母熬小米粥撇油给男婴加餐，折腾了一个多礼拜还是不行，3个大人熬得都受不了了。
父亲忽想起他有一好朋友，结婚多年无子女，想要个男孩儿续香火，便商量祖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给他找个好人家吧。”
结果，这事就这么定了。与我同吃一奶十几天的男婴找到了新家。而后来，母亲还真“先开花后结果”了，女成对，儿成双。
我曾经问过父母：“当初为什么没把我送走？”父亲说：“怎么可能送亲生的？那时候也不搞计划生育，想要男孩儿可以再生么！况且，朋友两口子对那男孩儿好得不得了，比在咱家享福多了，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送走了男婴，这才想起还没给我起名。满月前夕，邮差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祖母重男轻女的态度，而且从此把我捧为掌上明珠。因为，祖母失散十五六年的女儿和二儿子找到了！祖母说是我这个“花儿”带来的“喜果”！
此事说来话长。原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胶东地区土匪横行，兵祸蜂起。土匪洗劫了我祖父在牟平经营的绸缎庄和银号，被绑架的祖父遭撕票，留学的大伯死于归国路上。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时年39岁的祖母几度昏厥。是3个未成年儿女的哭喊，唤醒了她。擦干眼泪，掩埋夫君，她把12岁的二儿子和16岁的女儿交给二姑奶带去关东，自己则踩着三寸金莲，带着不满7岁的我的父亲，离开牟平到烟台谋生。
祖母先是投靠住在朝阳街附近怡顺大院的朋友，她靠着公婆家传的中医推拿手艺，上门行医，在烟台站稳了脚跟。新中国成立后，祖母搬到大马路双龙胡同，为我父亲娶妻成家，并着手寻找她那一双失散的儿女。
其实，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已嫁人的姑姑和在铁路局工作的二伯就开始了寻亲。他们多方打探消息，却一直没有音讯。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怀上我以后，祖母娘家和婆家村的亲戚陆续带来了姑姑和二伯在黑龙江寄来的寻亲信。按照地址，父亲马上给姑姑和二伯写信。姐弟3人通过书信往来，诉说着分离和思念之苦。
每当父亲读着姑姑和二伯的来信，祖母就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夸是我这个“站生孙女”带来了福。不仅找到了失散的亲人，那年，父亲在机器厂的技术革新也得了大奖，工资上调两级，喜上加喜。
满月宴上，祖母专门找父亲的师叔、清末的周秀才，给我与男孩儿一样按辈分起名。百岁宴后，父母抱着我走进离家最近的锦章照相馆，留下了我人生第一张照片（见下图）。
祖母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女，高兴之余急于相见。但在当时，这事却并不容易，其间大费周章。一直等到1954年9月我6个月大的时候，二伯才有了假期，这才带着二伯母和两个儿子回到了祖母身边，遗憾的是，姑姑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假期所限，二伯在烟台只住了半个月。临走前，两兄弟各自带着家眷，与祖母一起到锦章照相馆留下了下面这张合影：中间坐者为祖母，怀中抱着我，左立两人为我父母，余者为我二伯一家。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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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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