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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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天，我从福山老家来到烟台服装一厂上班，做了一名车间缝纫工，那一年，我十六岁。
对面的孙师傅
缝纫车间大得超出想象，比生产队的打麦场还要大。四排电动缝纫机整齐地摆放着，北面两排是二班的，我们一班在南边，朝阳处。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落在案板上。
我的缝纫机和孙师傅的面对面。孙师傅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偏胖，笑呵呵的。
一次，我跑的裤线不标准，便拿起小剪刀沿着针脚一点一点地拆。孙师傅在对面站了起来，稍大声地对我说:“小陈颖，你这样拆费事又费力。你把布料反过来，隔一段距离用小剪剪开一个针脚，再在中间部分用锥子挑底线，一下子就能拆开一段，这样拆得快还能避免不小心剪坏布料。”我听明白了，说:“我没有锥子。”孙师傅递给我一把，说是她多余的。
在服装车间，清一色的女工，却极少有人上班时间拉呱。一是机器轰响，说话一定得用大一点的音量；再就是说话耽误干活，计件得工分，按工分计算工资，谁都想多挣工分；最关键的是说话容易分神，分神容易出事故，精神集中时也难免被飞快的机器针扎伤手。孙师傅在不太忙的时候，会停下工作对我说几句话。她说:“小陈颖，我大闺女年龄和你差不多，上高中了，为了不耽误她学习，她的衣服都是我给洗的。再看看你，才多大啊，就能出来给你妈妈挣钱了。”我抬头看看孙师傅白皙的脸，又低头继续干活。孙师傅见我不言语，便自言自语:“这个年龄，下来干活太早了。”
又有一次，孙师傅对我说:“小陈颖，来这里快有两年了吧？时间真快啊！看你整天安安静静的，戴着个眼镜文文明明的，不应该在车间干活，应该坐办公室才对啊。”我又抬头看孙师傅，这次虽还没有说话，却腼腆地笑了。哪曾想，孙师傅的这句话，却预言了我以后的岗位。
漂亮的海云姐
海云姐大我三岁左右，瘦高个子。海云姐的漂亮是公认的，曾被挑去当演员，因为嗓音沙哑被退了回来。海云姐家境较好，爸爸在近郊的镇政府任职，哥哥姐姐也工作了，所以可以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必回家上交。尽管这样，海云姐常做“月光族”。
海云姐和我一样，也住宿舍。夏天天长，不加班的时候，海云姐就带我离开厂区，出去溜达。近处，步行到朝阳街、烟台山下大海边、东风电影院、所城里、北河街菜市场；远一点，就骑自行车到工人文化宫。在文化宫广场，看别人溜旱冰，有时候会遇到唱大戏的，我们就站在台下仰着头看热闹。
有一次，我正在干着活，别的宿舍一个姐过来递给我一串葡萄。我和她不熟悉，葡萄再诱人，我也推辞不吃，最后抵不过纠缠，吃了几粒。下班后，同宿舍的伙伴小声对我说:“陈颖，你吃了人家的葡萄，人家一定会和你借自行车，你想个办法拒绝她。她的家很远，每次回去都借车，骑坏了也不给人家修，很多人都借怕了。”我的心一下子慌了，我的自行车是才买的，我真心舍不得借出去。第二天，这个姐果然来借自行车了，我没想出来好的办法，就把车钥匙给了她。过了三天把自行车还给我，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看着被泥土裹着的车钢圈，我心疼不已。海云姐陪着我擦车，教我以后要学会拒绝她。
海云姐平时啥事都满不在乎，却有一副热心肠。初冬，厂子给正式工和合同工分大葱，我们班的张师傅因孩子生病请假在家，怎样把大葱送给张师傅，姜班长有些为难。海云姐自告奋勇，下班她给张师傅送去。那天好像又加班了，和海云姐费事巴力把大葱绑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们向张师傅家出发。一路上遇到坑坑洼洼的路，自行车颠簸着，大葱就滑下了后座，我们再重新捆绑。等到了张师傅家，已是星星满天。
一次经过大马路的东升包子铺，海云姐决定等下次发了工资就来吃一顿，并约我一起。海云姐说只有吃到东升的灌浆包，才会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味。我肯定不能去，于是把那种美味当作一个遥远的梦想。现在想来，价值观、消费观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两个小姑娘，能够互相心生欢喜，一定是有正确的人生观在各自心中呼应着。
霸气的霞姐
霞姐和我一样，也来自农村，但在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农村人的自卑和畏缩，她走路的时候，都是挺直腰板目不斜视的。
大概1987年，厂子因为扩大生产，又计划招进大批临时工，这样女职工宿舍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厂领导决定给住宿舍的临时工转一批计划内合同制，计划内合同制工人可以优先转成合同制，条件就是搬出宿舍，自己找住宿的地方。这条件太苛刻，但是转合同制又诱惑极大，很多人都决定搬出宿舍，和厂子签了计划内合同，我和霞姐也在其中。
家里人帮我在西郊找到了住宿的地方，我找霞姐和我一起作伴。就这样，两个年龄相差近10岁的姑娘，天天和城里人一样，开始坐着公交车上下班了。
看似悠哉的生活，里面的艰辛谁也不知道。一天早晨起来，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腿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腿上都布满了红色的小疙瘩，原来，我们住的地方蚊子太多，尽管挂了蚊帐，还是喂饱了数不清的蚊子。有一日下班，刚下公交车走了不远，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两个人不久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天空愈来愈暗，雨水淋得我把眼镜摘了摸着黑往前走。突然霞姐站着不动了，她大声说:“陈颖，把鞋脱下来拿着吧，我的一只鞋被水冲跑了，幸亏我眼疾手快抓住了。”我们光着脚在浑水中蹚着，不顾及脚下的感受，只盼着雨停或是快点回到住宿的地方。
霞姐因为年长于我，处处都给予我照顾。后来，霞姐在厂子宿舍找到一张空床位，我们一起搬了回来，继续睡在一张床铺上。
宽厚的姜班长
在很多人眼里，姜班长是严厉的。姜班长在我心里，却是宽厚温和的。
一次休班回家，得知心爱的奶奶离世，伤心过度的我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周才回厂子上班。上班那天，在楼梯上碰到了姜班长，姜班长得知内情，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老人快90岁了，算是喜丧了，你不要再难过了，快回去好好上班吧。”那么多天没上班也没请假，我也是心虚害怕的，幸运的是姜班长是个好人。
一次，车间举行比武大会，就是每个班组每道重要的工序挑选一人参加比赛，赛速度赛质量。我被挑选跑裤中线。这是比赛中最简单的一道工序，但要求也是严格的。要求跑边时不用卡边工具，全程目测留边一厘米，不能有半毫差错。简单地说，就是跑出的裤中线既要快又要直。比赛结束后，我竟然得了奖品。后来，听宿舍的人告诉我，那次比赛，我本没有参赛资格，姜班长让我参赛，是向着我。
难忘的侯师傅
缝纫需要细心。我不是粗心人，一次却犯了大错误。
出口加工的服装都是大批量裁剪的，衣服各部位都有编号，缝纫工在缝合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编号缝合，这样就会避免出色差。一天临近下班，我发现了我犯的大错误，把衣服的两片内口袋编号颠倒了，100号和1号合在一起，以此类推，所有的编号都错了。错了我可以拆了重新缝合，可是工序一道连着一道，部分口袋早都过了下一道工序，我若修改，必然会耽误很多人的进度。关了机器，回到宿舍也没有心思吃饭了，这一宿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早晨起来，上下嘴唇起满了水泡。
到了车间，我眼泪汪汪地和侯师傅说出缘由，心里依然是慌慌的。侯师傅拿着口袋仔细地看，连续对照了几片，小声对我说:“颖，没事啊，几乎没有色差。再说你这道工序不重要，口袋被缝在衣服里面，不要紧。以后记住一定要核对编号。”我稍稍安心。直到衣服全部工序完工，过了检查李师傅的关，被送出车间，我才真的安心了。
厂子里的澡堂子重新扩修后，对全体员工开放。快下班的时候，侯师傅对我说:“颖，下班一起去洗澡吧，我们互相帮着搓搓背。”我赶忙说不。侯师傅看透了我的心思，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都是女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洗澡又不是丢人的事，不洗澡不讲卫生才不好。下班赶紧回宿舍拿替换的衣服，我先去澡堂子里面等着你。”
侯师傅的家在烟台山下，每次去，都会穿过长长的朝阳街。在侯师傅家里吃了晚饭，侯师傅的婆婆去了自己的卧室休息，哄孩子睡下后，侯师傅便打开话匣子。侯师傅说:“有的话，不能随便说给别人听，但是压在心里又憋得慌，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了。知道为什么说给你听吗？你不能帮我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我的话你不会说给任何人听。”我点点头。
侯师傅讲她姐姐她弟弟的故事给我听，饱含着她对亲人的关爱和担忧。侯师傅也关心我的事儿，她说:“颖，孙师傅的话你还记得吗？你没有学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谁会用你坐办公室啊？有机会，你还是要回去学习才行。”
于是，在服装一厂工作三年，我又回到了学堂。
今年2月9日，所城里十字大街和朝阳老街重新开街。次日，我独自一人，穿过胜利路，走进了宣化门。踏着厚重的青石板，寻觅不到十六岁的足印，感受不到十六岁看所城里的心情。“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35年的时间长河，淹没了心中曾经的“翠微”。目光想在明代所城千户故居停留，脚步和心思却走向了所城里外北河街与南大街交会处的那一座七层大楼。那座曾经是烟台市地标的七层服装大楼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是所城里的停车场。
一个人伫立在初春乍暖还寒的风中，用纸巾擦拭忍了再忍的眼泪，30多年前的岁月慢慢地在我脑海里复苏。那些陪我走过青葱岁月的人啊，如今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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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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