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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没少淘气，也没少挨母亲责罚。母亲对我的责罚方式有好几种，普通的淘气，骂几句就过去了，顶多加上揪耳朵或踢屁股。只有当我“罪不容赦”时，她才会动用笤帚疙瘩。
我家的笤帚疙瘩天天放在炕沿边上，伸手可取，用这玩意儿来打屁股，既很疼，又打不出伤。我尝到的笤帚疙瘩的滋味，有两次印象最深。
第一次，是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那时候，农村的孩子甚至连铅笔盒长什么样儿都没见过。刘豪他父亲在公社兽医站上班，给了他一个盛针剂的纸盒子当铅笔盒。在我们眼里，这已经相当惊艳了。
同学们纷纷讨好刘豪，向他讨要这种针盒子。可刘豪并不好求，很少白给，得花钱买，1分、2分都行。没钱买的，就得给他当一回马，趴到地上让他骑几步。一次课间，我和于小山、王军3人就给刘豪当了一回马。果然，几天以后，刘豪就把针盒子给了我。我很兴奋，甚至有些佩服刘豪言而有信。
那天，我趴在炕沿上，准备给针盒子贴一张画。母亲看到了，问我来路。静静地听我说完，母亲突然大怒，几步跨过来，把我摁在炕沿上，操起笤帚疙瘩就打，边打边骂：“你个没出息的混球儿！为了一个破盒子去低三下四，祖宗八辈儿的脸都让你丢光了！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
我没有哭喊，也没有求饶，撅着屁股任凭笤帚疙瘩一下接一下的暴击。终于，母亲打累了，把笤帚疙瘩一扔，无力地坐到了炕沿上，很快又站起身来，用力一拉，紧紧地把我拥在了怀里，说：“妈今儿打你，就是要让你记住：这辈子，咱人穷志不能穷！”
泪水，流过母亲的脸颊，滴到了我的头上。“妈，我长脑子了！”我从母亲怀里挣脱，用力把针盒子摔在地上，踩得稀巴烂。
上初一那年，我开始偏科，特别厌恶数学，后来，一上数学课就逃课，钻进玉米地里看小说。没过多久，母亲便知道了。那天放学一进家门，母亲提着笤帚疙瘩径直向我奔过来，边走边吼：“你个混球儿，反了天了，还敢逃课！”
那时，我13岁，不再是乖乖听命的年纪了。见母亲向我冲来，我撒腿就往门外跑。母亲提着笤帚疙瘩紧紧追赶，嘴里不停地骂：“不成器的混账！你爹你哥累死累活供你念书，你不往好处出息！今儿我非打死你……”
我家门前几十米开外，是垛草的荒场子，我围着草垛绕着圈跑，母亲紧追不舍。我慌不择路，一头扎进平时捉迷藏的草洞里，屏住呼吸往外看。母亲不明就里，仍绕着草垛追，追了几圈觉得不对劲，慢慢收住了脚步，怅然四望。
她大声唤着我的乳名：“妈不生气了，你出来吧！”我不敢露头，心中暗自得意。母亲喊了许久，带着落寞的神情走开了。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有些不忍。
那晚，我没敢贸然回家，先去二伯家，说明缘由，让二伯陪我回家。我诚恳地认了错，母亲嗔道：“老人说'三辈儿不念书，赶不上个驴’，咱家日子累，你哥哥捞不着念书，14岁就下学挣工分，你再不好好念，能对得起谁！”
我的数学成绩仍然不好，还好我没有放弃，最后顺利考取了高中。后来我想，要不是那次母亲拿着笤帚疙瘩撵我、教训我，我恐怕就与高中无缘了。
不知不觉，我长大成人。当兵后，回家探家，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我发现母亲老了，头发花白，背也开始驼了，年轻时的操劳，变成了各种病痛折磨着她。我的鼻子一酸，想起了“伯俞泣杖”的故事。母亲老了，再也不能举着笤帚疙瘩打我了。
母亲晚年因双腿股骨头坏死，先是需要拄着拐杖才能慢慢行走，再后来瘫痪在床，肌肉逐渐萎缩，遭了4年罪才去世，去世时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每次轮到我侍候她、回老家接她时，我都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她，想起“伯俞泣杖”的故事。真希望她能举起笤帚疙瘩再打我一次，打多痛都可以。惜哉！今已永成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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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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