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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小卡片，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参加中专考试的《准考证》。顿时，当年的情景又在脑海里翻腾起来。
作者当年的准考证 杨杰慈/翻拍
压根儿不敢报考
1977年10月下旬，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通过大队的高音喇叭，传到正在参加“三秋”大会战的我的耳朵里。
作为一个高中毕业适龄青年，听到这一消息，本应心情激动并积极准备，“用好的成绩接受祖国的挑选”（当时的宣传语）。但事实上，我压根儿无动于衷。因为，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时，“文革”骤起，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否则就被扣上“白专路线”、“智育第一”的大帽子，进行批斗。不久又缩短了学制，到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时，整个在校学习时间不足8年半。毕业后，马上下地劳动，至恢复高考时，将近5年时间里，除每年春节前给亲友写封拜年信外，平时连笔都不动，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除了还认识些汉字、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外，其余的早就跑到爪哇国里去了。就这样的水平，我哪还敢有参加高考的想法？
那几天，跑盲流到东北去的二哥正好回家探亲，他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看我毫不动心的样子，忍不住问我。我说脑子里空空如也，他说那就赶快复习功课。可连课本都没有如何复习？二哥说：“我去给你借。”
当晚，从生产队放工回家，二哥就递来一本高中化学课本，翻开一看，半点都看不懂。把书一合，丢到桌子上，对二哥嘟囔了一句：“天书一本！”便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该干啥干啥去了。
二哥的探亲时间很快结束了，返程那天，他非常气愤地甩给我一句话：“你这样的，就在庄稼地里出一辈子大力吧！”
果然名落孙山
二哥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复习，参加高考。
正好，大队的高音喇叭播报了公社的通知，说第二天上午在公社驻地的高中学校，进行高考数学辅导。我便去找生产队长请假。
当时正是“三秋”大忙季节，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队长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上级已有要求，对符合条件要参加高考的青年，应当给时间复习，队长只能同意。
第二天，我来到离别近5年的高中母校——牟平第十一中学，在学校西北角的大工棚里（我在校学习时，学校为了落实上面提出的“学工、学农、学军”的指示，自办了小水泥厂），挤满了来复习备考的社会青年，足足有四五百人。一位周姓老师给大家复习对数部分的内容，我在下面听得云山雾罩，整整一上午，只记住了一点——表示对数的外语读音“劳个”（log）。
这堂复习课不但没学到知识，反而像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把我心里刚刚升起的一点点希望之火彻底浇灭了。
就在犹豫不定时，又得到消息，像我这种情况，还可以考中专，考试内容是初中知识。希望之火重新在心中燃烧起来。
可真要开始复习时，既没有课本，也没有老师辅导，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复习，只能是今天听说张三在家复习，就跑到张三那里，看人家在复习什么； 明天听说李四也在家复习，又跑到李四那里了。
二十几天的时间在东奔西跑中很快过去了。正式考试的两天，我是稀里糊涂地进入考场，又稀里糊涂地出了考场，至于结果，用脚后跟都能想到，自然是名落孙山。
重燃希望之火
考试结束，回到生产队继续“修理地球”。
一天晚上到邻居家玩，意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文革”前的初中《代数》和《几何》课本，我如获至宝，马上跟邻居借用。
此后，白天干活，晚上在家中自学，每晚都学3个小时以上（当时是冬季，昼短夜长，白天农活也不重）。
自学两个多月后，有一天，忘记从什么渠道，居然弄到一份1977年中考数学试卷，就进行了自我测试，结果所有的题目都能解答出来，顿觉信心倍增，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大概是1978年3月中旬，公社下发通知，要对想参加中考的社会青年组织一次考试，选拔成绩好的，成立一个中考复习班，脱产进行复习，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我报名参加了考试，且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特别是数学试卷，所有考题全部予以解答。
不知什么原因，结果迟迟没有公布，直到5月初，才盼来公社的通知。与上次通知有所不同，这次要求，选拔上的社会青年就近插入到本片联中毕业班进行复习。
资料图 文图无关
离开学校5年多的我，重新坐到教室里，与那些小我六七岁的弟弟妹妹们成为同学，开始了初中数、理、化、语、政五科知识的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短短两个半月，突击学完了教学大纲要求需三年完成的初中上述五门主要课程。
高分考进师范
7月中旬，中专招生考试的时间到来，我满怀信心走进考场，尽展所学，每科试卷的解答基本能让自己感到满意。
经过20多天的等待，盼来了考试成绩的公布，我取得了政治60分、语文75分、数学99分、理化96分，合计总分330分的好成绩。
当年考试是5科4卷、每卷满分100分，我的成绩在烟台地区（含现在的威海市和青岛市所辖的即墨、莱西两市）所有考生中排第26名（350～359分数段1人、340～349分数段1人、330～339分数段24人）的好成绩，比分数线整整高出70分。在经过填报志愿、政审、体检等一系列程序后，我被山东省蓬莱师范学校录取。
说实话，师范学校并非我的最佳选择。当时“文革”刚结束，全国上下正在拨乱反正，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初步开始树立。但“文革”的流毒一时半会难以肃清，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的帽子仍没摘掉，教师工资低、待遇差、工作时间长、不被社会重视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但凡能够选择，没人愿选教师这一职业的。我是在第三志愿才报了个蓬莱师范学校，入学后发现，同学们的中考成绩都非常好。为什么培养不受大家待见的教师职业的师范学校，却招收到了成绩一流的考生呢？
后来听到的一个传闻解开了心中的疑团——时任地区教育局长为了加快烟台教育发展，对中专招生工作定了个大调子：报考前凡干过民办（代课）教师且中考成绩好的，不管报考志愿中有没有师范学校，也不管是否服从志愿调节，全部录取到师范学校；报考前没干过民办（代课）教师且中考成绩好的，不管第几志愿报的师范学校，或者虽然志愿中没报师范学校，但服从志愿调节，也全部录取到师范学校。
事实证明，这位领导是很具有战略眼光的，这一决定使大批优秀人才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走上教育岗位，大多数人几年后就成为教学骨干，不少人还走上领导岗位，为烟台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参加工作至今已整整36年了，每当遇到困难时，回想起当年考中专时迸发出的拼搏精神，就会激励我迎难而上，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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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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