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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母亲顶着,父亲似乎只是陪衬。懂事后才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没有所谓的本事,当不起家。
母亲听我奶奶说,父亲8岁那年,爷爷去了关东,一直没有信息,奶奶拖着父亲和小他5岁的妹妹过活。父亲10岁那年,得了一场病,吃什么吐什么,好不容易治好了。可能是饿得太久了,病刚好就饱食,结果把胃肠吃坏了,打那后便吃的多吸收的少,一直身体虚弱,出点力就喘。
父亲15岁那年,由本家一位爷爷领着去大连做生意。父亲体力不行,脑筋却灵活,从小伙计做到了账房先生。我亲眼见过父亲用双手打算盘,毫厘不差。
后来,贫苦人家出身的母亲过不惯城市生活,父亲只好随母亲回到了村里。
农村人干的是体力活儿,尤其是男劳力,锄镰锨镢,扶耧撒种,扬场抹垛,都得会。真是难为了父亲!他性格直率,脾气急躁,活儿越多,火越大,血压越高,越容易生病。1955年村里开办互助组,听母亲讲,谁都不愿意要我们家,生怕受拖累。后来,在村里干预下,又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才入了组。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每年越是忙的时候,父亲就越容易得病,上吐下泻,母亲说是“火拉病”。邻村有个老木匠会放血,就是用针刺破血管,把稠血挤出来,身体就轻松了。
挑针人家不收钱,时间一久就欠人家的情啊,因此每年的中秋节前夕,我在大连的姑姑总会捎来一斤月饼。母亲拆开后拿出两个包好,再买一瓶白酒,打发我们去那老木匠家答谢。剩下的两个月饼,全家人尝尝,我是家中最小的,又是男孩,自然能多吃几口。
我的两个姐姐念书很好,都是尖子生。那年麦收后,二姐的班主任到我家来,动员二姐考烟台一中,并打了保票。大姐把家里的情况向班主任如实相告,班主任只能叹着气走了。
我大姐18岁那年,瞒着家里,偷偷报名到东北支边。大姐离家的头天晚上,一家人谁都不说话,母亲一个劲儿地抹眼泪,父亲坐在门槛上,默默地吸着旱烟。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领着我,一直把大姐送到刘家滩汽车站。
大姐在东北有了正式工作,靠着她的资助,家里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父亲在大连酱园工作过,对腌制咸菜比较在行。每年刚入冬,村里人都会腌制咸菜,有的来打听配方,有的请父亲去看看成色,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有时饭吃了半饱就随人家去了。
父亲是个粗人,对子女不会亲啊抱啊的,但他粗中有细。
我8岁那年的冬天,有一天半夜突然发高烧,母亲便喊父亲去请大夫。诊所离村有两里地,不长时间,父亲领着大夫过来了,两人身上、头上都是雪。大夫给我量了体温,然后拿出一个药瓶,对着灯光“叭”地一下敲碎瓶尖,注入药水,给我打了一针。
这时,父亲注意到我的被面上有个透明的东西,他用手一抹,“啊”了一声,手指肚渗出了血。原来,大夫敲击药瓶时不小心掉了块碎玻璃。父亲不放心,又拿着煤油灯仔细地在被面上找了好几遍才作罢。
我喜欢吃杠子头伙食,父亲每逢赶午台大集,总会给我捎一个回来。
那年刚入冬,父亲借了辆自行车,带着我去供销社买棉靴。回来时,我坐在后车座上,双手冻得猫咬似的,便把手伸进父亲衣服里,贴着他后背暖一暖。父亲似乎没有察觉。多少年后,我还时常想起父亲那暖暖的后背。
我15岁那年,一次,母亲让我和父亲把整理好的两捆高粱秸子推到烟台去卖。我们爷儿俩在街面上站了很久也没有过来买的。天快晌了,我也饿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位买主,就贱卖给人家了。
看我饿得那个样子,父亲决定带我去“蓬莱春”尝尝滋味。在乡下人眼里,蓬莱春饭店可比二马路的新华饭馆“高摆”多了,一般人吃不起呀。
那天,父亲要了两碗馄饨、两个烤饼,又特意为我上了一碟炒杂拌儿。饭菜上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个凉片片,掰碎了放在碗里,又把他那份馄饨向我的碗里拨了几个。
父亲只尝了一口菜,就泡着热汤埋头吃他的片片。我只记得那碟炒杂拌儿里有白、青、红、黄、黑五色食材,吃在嘴里,又香又鲜。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光了。
这顿饭一共花了差不多1块5毛钱,是我们卖高粱秸收入的四分之一。回家后,母亲得知我们的“败家”行为,大发雷霆,朝父亲好一个发火。
1986年春,父亲患了脑血栓,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终年75岁。以他那多病的身体,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超出预期了。
我有时会想,假如父亲生活在当今,他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无奈。凭他能当上账房先生的脑瓜儿,他一定会过上另一种新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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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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