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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母亲顶着，父亲似乎只是陪衬。懂事后才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没有所谓的本事，当不起家。
母亲听我奶奶说，父亲8岁那年，爷爷去了关东，一直没有信息，奶奶拖着父亲和小他5岁的妹妹过活。父亲10岁那年，得了一场病，吃什么吐什么，好不容易治好了。可能是饿得太久了，病刚好就饱食，结果把胃肠吃坏了，打那后便吃的多吸收的少，一直身体虚弱，出点力就喘。
父亲15岁那年，由本家一位爷爷领着去大连做生意。父亲体力不行，脑筋却灵活，从小伙计做到了账房先生。我亲眼见过父亲用双手打算盘，毫厘不差。
后来，贫苦人家出身的母亲过不惯城市生活，父亲只好随母亲回到了村里。
农村人干的是体力活儿，尤其是男劳力，锄镰锨镢，扶耧撒种，扬场抹垛，都得会。真是难为了父亲！他性格直率，脾气急躁，活儿越多，火越大，血压越高，越容易生病。1955年村里开办互助组，听母亲讲，谁都不愿意要我们家，生怕受拖累。后来，在村里干预下，又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才入了组。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每年越是忙的时候，父亲就越容易得病，上吐下泻，母亲说是“火拉病”。邻村有个老木匠会放血，就是用针刺破血管，把稠血挤出来，身体就轻松了。
挑针人家不收钱，时间一久就欠人家的情啊，因此每年的中秋节前夕，我在大连的姑姑总会捎来一斤月饼。母亲拆开后拿出两个包好，再买一瓶白酒，打发我们去那老木匠家答谢。剩下的两个月饼，全家人尝尝，我是家中最小的，又是男孩，自然能多吃几口。
我的两个姐姐念书很好，都是尖子生。那年麦收后，二姐的班主任到我家来，动员二姐考烟台一中，并打了保票。大姐把家里的情况向班主任如实相告，班主任只能叹着气走了。
我大姐18岁那年，瞒着家里，偷偷报名到东北支边。大姐离家的头天晚上，一家人谁都不说话，母亲一个劲儿地抹眼泪，父亲坐在门槛上，默默地吸着旱烟。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领着我，一直把大姐送到刘家滩汽车站。
大姐在东北有了正式工作，靠着她的资助，家里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父亲在大连酱园工作过，对腌制咸菜比较在行。每年刚入冬，村里人都会腌制咸菜，有的来打听配方，有的请父亲去看看成色，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有时饭吃了半饱就随人家去了。
父亲是个粗人，对子女不会亲啊抱啊的，但他粗中有细。
我8岁那年的冬天，有一天半夜突然发高烧，母亲便喊父亲去请大夫。诊所离村有两里地，不长时间，父亲领着大夫过来了，两人身上、头上都是雪。大夫给我量了体温，然后拿出一个药瓶，对着灯光“叭”地一下敲碎瓶尖，注入药水，给我打了一针。
这时，父亲注意到我的被面上有个透明的东西，他用手一抹，“啊”了一声，手指肚渗出了血。原来，大夫敲击药瓶时不小心掉了块碎玻璃。父亲不放心，又拿着煤油灯仔细地在被面上找了好几遍才作罢。
我喜欢吃杠子头伙食，父亲每逢赶午台大集，总会给我捎一个回来。
那年刚入冬，父亲借了辆自行车，带着我去供销社买棉靴。回来时，我坐在后车座上，双手冻得猫咬似的，便把手伸进父亲衣服里，贴着他后背暖一暖。父亲似乎没有察觉。多少年后，我还时常想起父亲那暖暖的后背。
我15岁那年，一次，母亲让我和父亲把整理好的两捆高粱秸子推到烟台去卖。我们爷儿俩在街面上站了很久也没有过来买的。天快晌了，我也饿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位买主，就贱卖给人家了。
看我饿得那个样子，父亲决定带我去“蓬莱春”尝尝滋味。在乡下人眼里，蓬莱春饭店可比二马路的新华饭馆“高摆”多了，一般人吃不起呀。
那天，父亲要了两碗馄饨、两个烤饼，又特意为我上了一碟炒杂拌儿。饭菜上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个凉片片，掰碎了放在碗里，又把他那份馄饨向我的碗里拨了几个。
父亲只尝了一口菜，就泡着热汤埋头吃他的片片。我只记得那碟炒杂拌儿里有白、青、红、黄、黑五色食材，吃在嘴里，又香又鲜。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光了。
这顿饭一共花了差不多1块5毛钱，是我们卖高粱秸收入的四分之一。回家后，母亲得知我们的“败家”行为，大发雷霆，朝父亲好一个发火。
1986年春，父亲患了脑血栓，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终年75岁。以他那多病的身体，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超出预期了。
我有时会想，假如父亲生活在当今，他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无奈。凭他能当上账房先生的脑瓜儿，他一定会过上另一种新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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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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