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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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我在市区德新街居住。
德新街位于毓璜顶东南侧，是一条几百米长的街巷。以它为依托，两边横七竖八牵出许多细径小路。我4岁那年，姥姥领我去西南河。姥姥是小脚，回来时又提了几棵大白菜，累得呼哧带喘，结果把一路东张西望看光景的我弄丢了。没了姥姥，我看到所有的路都一样，急得在路边哭了起来。一个过路的阿姨看到了，安慰我别哭，陪我在那儿等着。不大一会儿，姥姥急火火踮着小脚找回来，对那人千恩万谢后领我走了。
那时，烟台市区除主要道路为水泥路外，街巷小路以土路为多，而且弯曲狭窄。每逢下雨，德新街都会出现很多水洼，路很泥泞。德新街往东走是迎新里，从迎新里往东又派生出许多小巷，再往东，就是烟台赫赫有名的程明造锁厂，该厂生产的三环牌铜锁，和张裕葡萄酒、北极星钟表及烟台花边一样驰名中外。
乐山里
德新街两边的房子都是平房，一个院子挨一个院子。我家住在德新街尽西头，再往西走是一个悬崖，高崖之上是烟台二中用石头砌成的院墙，底下修了一个石头台阶，有二三十级，拾级而上，可到达围墙根下。沿围墙向北不远是乐山里。
我4岁上幼儿园后，几乎每天都要沿着这条路，到位于烟台二中校门东侧的毓璜顶幼儿园上学。由于台阶陡，特别是冬天，下雪凝冰，一跐一滑，连大人都容易摔倒，更别说孩子，因此，大多数家长都会亲自送孩子去幼儿园。但也有些家里没有老人，两口子又是双职工，热心的邻居会招呼大家，把孩子交给他统一送到幼儿园，接时亦是如此。
在我的记忆中，德新街一带的院子里，几乎都有树，以无花果和石榴树居多。我家院子里没有果树，但在窗前有一棵丁香树，每年春夏，丁香的枝丫间都会吐露出一串串紫色花儿，阵阵馥郁的芳香从窗外飘来，令人神清气爽。
我家东院住着一个叫玲儿的小女孩，再远一点还有个叫亮亮的男孩子，都是我幼儿园同班同学，我们喜欢在一起玩。有一次在花圃里做游戏时，我的脚被玻璃割破了，流了血，是玲儿细心呵护把我扶回教室的。
亮亮长得明眸皓齿，尽管顽皮却很仗义，别的孩子欺负我时，他总挺身而出帮助我。他家院子里有无花果和枣树，每年结了果总分给我们一些。他家那棵枣树特别大，有一年结的枣儿特别多，白里透红的枣儿在枝头若隐若现，特别诱人。我和玲儿去他家玩，他一言不发，拿起竿子就打给我们吃，枣儿下雨般掉下来。
但有次他要我的毽子玩，我玩得正高兴没给他，结果从幼儿园回来后，他把我堵在街门口，小嘴撅得能挂个油瓶子，嘴里一直嘟囔着：“还俺大家枣，还俺大家枣！”我哭了，声音特别大，亮亮一见，吓得一溜烟跑了。当我们长大后再次见面，说起此事，都不禁捧腹大笑。
记得那时夏天特别长，黄昏后蚊子又多，天很闷热，忙完家务后，大人们常坐在街门口摇着大蒲扇乘凉，说道家长里短。这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时间，除了跳方、跳绳、扔沙布袋外，我们最愿意捉迷藏。
那时的背街僻巷里，能有一两盏路灯就不错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三两成群，躲在周围的石墙旁、夹道里、门后或大树下，我特别愿与玲儿和亮亮一帮，因为他们胆子大、点子多，躲藏起来别人很难找到。他们最爱去迎新里东边，那儿的胡同多，又四通八达，像个迷宫，我们躲在黑影处，看见来抓我们的孩子傻乎乎地从身边走过，心里真是又满足又刺激。
上小学以后，我家搬到德新街北面的乐山里。乐山里旁边有一条大沟，那个大沟里满是石头和杂草，还有一些树，其中有一种烟台人称为外国无花果的树特别多。再后来，有关部门对大沟进行了填埋和改造，才逐渐成为现在这般宽敞的沥青路。
当时乐山里一色由石头和青石板铺就，自西向东依坡度梯度向下，在陡的地方由石阶相连。记得一号是原市委党校于书记一家，他儿子于海平是我中学同学。二号是二中教语文的梁老师，他女儿英子是我中小学最要好的同学之一。我家在六号，在这儿，我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六号由4个独立的院子组成，因为房间多，每个院子里都住了好几户，六号住的户数达20户之多。
由于临近二中，住户多为二中的教职工，像有很高学术修养的教数学的田老师、教化学的谭老师——他儿子谭明飞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这两名老师都是当时烟台教育界的风云人物，都被评为高级教师。
张连芝老师家的窗户正对我家院子，他常与我们隔窗寒暄。张老师不光讲课好，而且多才多艺，后来当选为书法协会主席。还有讲授高中英语的万老师及教我们初中英语的周老师，两人都是南方人，讲一口地道吴侬软语。此外还有体育及史地老师及一些行政人员。分别担任过二中及三中校长的杨鲁光，以及学校的几位教导主任，都与我们同住六号。
我们东院住的是原烟台市委宣传领导毕叔叔，年少时的我体弱多病，有一次在院子里突然晕倒，恰好被下班回家的毕叔叔碰见，把我背回了家。另外还有几位当时地委的工作人员，大家混住在一起，共用一个旱厕，都去很远的自来水井挑水，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群众。
我爸在二中做后勤工作，我家住的是6号最北边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到我家要经过两个过道的门洞，南街门为正门，上二中读书时我们走南门，而北屋还有一个后门，正对着毓璜顶医院南围墙。在围墙根下有一条叫铭士巷的羊肠小路，犹如游蛇，蜿蜒飘忽在围墙与房舍之间，路最窄处两个人侧身才能通过，由于走的人多，路面呈现出黝黑的光泽，很坚硬。沿着铭士巷一直向东，可以到西南河。
西南河是当时烟台较为繁华之地，煤店、粮店、菜店及百货五部及小市都在这里。在现在的毓璜顶医院院区位置原来还有个毓秀街，街上曾有一座青砖瓦房建筑，规模虽远小于牟氏庄园，但风格与之很相像，人们称其为曲家大门，或曲家大院。
在这里，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英子大眼晴，人很漂亮，与我同住在乐山里，性格十分文静，颇有点像电影《城南旧事》的英子。她是家中独女，父母十分宠爱。
电影《城南旧事》海报
我家刚搬到这里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姥姥便利用独门独院的方便条件，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为了给它们弄吃的，平日我下学回来，不是到西南河捡剩菜叶，就是到小蓬莱及小璜山剜野菜，英子总是帮我一起干。但毕竟我是个孩子，活多了累了，常跑到英子家偷懒，姥姥登门去英子家找，她好几次给我打掩护说我不在。
英子和我一样，也是个爱做梦的女孩，想当电影演员，特别崇拜当时的影星王晓棠、王心刚，在她屋的墙上，贴了许多电影明星的海报照片，桌子上也有一些电影画报，没事时我总与她在一起翻看。别看平日她话不多，但是谈起电影，谈起那几位明星，她的大眼睛忽闪着，双眸发出明亮的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利用晚自习时间，偷偷逃学到大光明电影院，陆续看了《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海鹰》等影片，这也是十四五岁少女时的我们之间共同的秘密。“文革”后，这个有着炙热电影梦的失学姑娘在迷惘中进了工厂，并很快嫁人，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另一个同学红红，是个聪明伶俐、学习很好的女孩，从小就想读大学，成为社会栋梁。“文革”开始时，我们刚念初一，无所事事的我们一起参加了文艺宣传队，白天排演，晚上演出，不论去哪儿，也不论多远多睌，我们总一起回家。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读书无望，在烟台就业也无门，不可能永远这样。当时刚好甘肃一家工厂到烟台招工，我们俩知道消息后，头脑一热，便瞒着家人报了名。临走前我在家偷偷收拾行李时，还是被大人发现了。姥姥大怒，把我锁在家里，并去居委会把我的名字除掉了，结果红红一人踏上了去大西北的行程。
当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已为人妻人母，中年的她，脸上早已被大漠干燥的风吹成了紫红色。那里虽然艰苦，但困苦并没有使她的梦想消弭，后来她回到烟台，自己创业，成了自食其力的个体户。
胡同里的玩伴，现在都已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了。英子、玲儿，都是儿孙绕膝，各自过着平淡安宁的生活。红红成为市老年业余文艺团体的一员，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她还是老年模特队的一员，T台上的她身着旗袍，甚是靓丽。亮亮进了工厂，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并留在大学任教。
还有一些同学出了国，或者到了外地工作，其中有人从政，有的务工，但无论干什么，在胡同日复一日的粗砺生活和朴素的市井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我们，自小就被打上了坚忍、包容和感恩的基因，在默默无闻中有一颗坚毅的心，在挫折逆境中仍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而今，我依然怀念那些幽长的胡同里弄，街巷深深，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步，承载了我们的热情与梦想，也见证了我们的奋斗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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