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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战争故事片，特别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场面，这或许是与年轻时的经历和爱好有关。
那是“备战备荒”的岁月，我在招远一中上了六年学。我的物理老师吕孟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选中我做助手参加他发起的“军事武器研发”。
之前，吕孟庆老师曾经拿着一份战机设计图纸，要我同他一起分析战机两翼的伸缩，以提高战机转弯速度问题。其实，那是他对学生的抬爱，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高三学生，对飞机制造更是一个二五不懂一十的门外汉，只能抱着学习的态度追随老师去探索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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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吕孟庆老师启动了两项民兵武器实验研究，我认认真真地跟进了。
其中一项是“飞雷”实验，另一项是“无人驾驶飞机自动投弹”实验。这两项实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招远县武装部还为之专门申请了200多元的科研经费，在当时这可不是笔小钱。
“飞雷”实验成功了
所谓“飞雷”，也可以称“土飞弹”。当时比较讲究“三结合”，这项实验，我们组成了教师、工匠、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小组，工匠就是招远县先锋机械厂的工人师傅。这个师傅对枪械特有钻研精神，在强调备战的年代，听说他曾经按照武装部的要求，在本厂参与研制出了十几支半自动步枪。
这种“飞雷”，其实是用发射手段将带发射药筒的地雷发射到预定的地点上空爆炸，以加大有效杀伤面积，还可以防止敌方工兵排雷。尽管这在现在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当时还是很有新意的。
实验进行了好多次，发射角度与发射距离的计算，特别是地雷爆炸时离指定地面的高度最为重要。从导火索引信到雷管的长短，需要反复实验鉴定。
这种“飞雷”一般是埋在离打击目标几十米远的地方，用电开关启动发射，然后引爆菠萝形状的铸铁壳里的TNT炸药。
那是1971年初秋的一个月夜，“飞雷”进行最后一次实验。
我们三人骑自行车到离县城西南十几里路的石门郭家东面，在离村子较远的玉米地里，先吆喝一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那里，然后将“飞雷”按照45度角埋起来，在附近树上系一根红布做标记，再根据飞雷发射的反方向接上两根一百米电线，在电线另一头接通由二号电池组成的点火开关。
按下开关后，只听得一声闷响，飞雷带着火线飞出，数秒钟后在离地面三四米的空中剧烈爆炸。
“飞雷”实验成功了，60多块弹片比较均匀地轰进了直径30米左右的地方，许多玉米叶子被击中，有的被打落在地，有的被击裂垂下。只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个生产队的庄稼，也没有给人家包赔损失。
“无人机投弹”引来众村民“抓特务”
无人机自动投弹实验，是联合招远鞭炮专业制作工坊的岔河村有经验的工匠进行的。
一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并没有安装所谓的炸弹，只是实验无人机的动能。然而无人机一离开发射架不到10米，就在空中爆炸了，机体被炸得四分五裂，多亏没有伤及在发射架周围的几个人。
什么原因呢？我们分析得出，是发射药质量及装药密度有问题。发射药装得太严实，发射药密度太大，也会爆炸。
其实，这种无人机就是放大了的“钻天猴”和“二踢脚”，只是体积太大并要特别掌握好飞行定向、长度和高度。飞行续航多远，是由内装发射药多少而定，设定距离和高度的掌控要靠调整发射架的角度。而无人机上的10枚炸弹何时开始投下，多远距离投一枚，在离地多高的空中爆炸，需要探得具体数据以便灵活定夺。
记得最后一次实验，是在大秦家公社岔河村东面山上进行的。那是社员们午饭后的歇晌时间，人们都从地里干完活回家了，这个时间不会伤及无辜。
这次用的木质飞机，是特别精制的，二米多长，一米半宽，机体还刷上了银粉。连接的10枚炸弹实际上是10个特大炮仗，当时招远县人民武装部的部长林茂同志和副部长衣振武同志及所在地大秦家公社武装部长都参加了现场观摩。
无人机从一丈多高的发射架上点火起飞后，在200多米远的空中开始投弹，平均30米扔一枚，大多在离地面20米的空中爆炸，有效轰炸距离半里路，是专门对付来敌行军队伍的。实验飞机在投弹完毕后，冒着一股青烟俯冲到了另外一个山头。
大家像看电影似的，不知是享受还是兴奋，都鼓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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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观摩团”开始动身去往无人机落下的地方时，周边村子响起了哨声，个别地方甚至响起了敲锣声。
及至大家登上了那个山头，发现好几个方向都有老百姓举着铁锨、钢叉及抓钩等农具从各个村子奔来将那座小山包围起来，向无人机落下的山头收缩。
原来，这次的实验飞机因为特别刷上了银粉，太像真飞机，不仅“炸弹”特别响，飞机冒着青烟俯冲下去也特别像被打落下来的。
老百姓听到响声后出屋查看，以为真的来了特务，飞机被打下了。各村村民在民兵连长的带领下，纷纷拿起“武器”，去包围山头“抓特务”。实际上，那时村里只有民兵连长手里持有一杆旧式步枪。
当周边民兵们围在飞机旁边时，武装部的领导就此情势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现场会。领导们纷纷讲话，高度赞扬了各村民兵的高度警惕性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技术指导”得到老英雄的肯定
或许是由于给吕老师当了助手，又跟着参与了这么几档子事儿，高中毕业后，我想当兵且经过了体检。
领兵的游排长知道了我的情况，去我家里访过好几次，表示愿意带我走，却因我哥已在部队提了干，村里面说好事不能只给一家，愣是被村领导强留下来，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县武装部领导出面求情都不行。
还好，我上了大学后，当时毛主席有“大学生要当一当兵”的指示，我还真的在部队一个月的军训中，有了用武之地。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二个月，与我们英语系全级同学到位于青岛崂山脚下的下庄营房接受军事训练，不仅观摩了夜战演习，还真的打了枪，投了弹，过了一把实用军事武器的瘾。
凑巧，我发现我们驻地的团修械所的老兵们在实验用爆破筒远距离发射，结果看到爆破筒升空后像没了头的苍蝇，摇头摆尾不着调。我赶紧跑到那里，首先表明我曾经参加过此类实验，建议他们这种“土导弹”至少要做进一步改善：一是要制作与之相适宜的发射架，需要有轨道发射，比如用水车管子改制；二是要在爆破筒后段外围加装三个等边尾翼，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飞行精准，有的放矢。
那个穿“四个兜上装”(干部装)的同志，是不是所长我没有问及，他听到后认为有道理，连递给我两支香烟，还请我给他们画了简易图纸，譬如用作发射架轨道的水管如何改制，尾翼前后的尺寸大小等等。
几天后，那位“四个兜”陪他们团的副团长同我见了一面，说感谢我的指导，通过改进实验，效果很好。盛情难却，我收到了他们一条“大金鹿”香烟的馈赠。
可是那位“四个兜”姓什么我记不准了，只记得那位副团长姓田，他是著名的《奇袭白虎团》电影中侦察排长杨育才的原型严伟才的老上级，田副团长时任他的连长。严伟才全国出了名，他的连长也就更加德高望重了。我能够得到老英雄的肯定，那种亢奋自不待言。
无巧不成书，我大学留校后，那个部队的师参谋长高玉江作为驻校军代表在我校工作了两年。他找到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那个到233团指导土导弹的小孙呀？”
后来，他经常约我到他的宿舍陪他下象棋，如果前一天晚上他输得多，第二天午休时间我就不得闲了。按照惯例，他一定待不到晚上，就把我叫过去利用午休时间报这“一箭之仇”。
一本未完成的“著述”
由经历演变成爱好，我对枪械情有独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不惜花费“巨资”买了把双管猎枪，后来又加购到单管枪和“鸡叨食”仿古土枪，偶有猎获就送给生物系制作标本。
生物系王主任请我给该系学生讲了几次选修课“动物狩猎与标本制作”。从猎枪的原理讲起，并现场演练如何给子弹壳压火帽并装填弹药。由于到图书馆没有查找到这方面的参考书，我只能凭借有限的经验对学生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发现学生们还真是喜欢听。
从那时，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我开始着手撰写《猎枪学与学枪猎》，并自鸣得意书名起得好，倒读还是那个书名。从火药的发明、宋朝竹管枪到火铳写起，及至写到滑膛枪和来复枪。
不过上世纪90年代公安部出台规定，枪支统统被集中收缴，我的著述也就戛然而止了。只有中学跟随吕孟庆老师见证“飞雷”和无人机自动投弹实验的经历，在我记忆中增添了星光点点，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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