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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入厂学徒，女师傅叫孙玉香。
我们是个街办的针织小厂，我所在的车间是织妇女头巾的。那时的工厂，先不说墙皮脱落、落满花绒的脏兮兮的车间，就说织布机的轰鸣声，就够折腾人的。在这儿说话要贴着耳根大声吆喝，否则，话语瞬间会被一摆溜二十几台震耳欲聋的机器噪音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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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师傅40多岁，个儿不高，长得瘦瘦的。孙师傅十几岁进厂，就在如此条件与环境下，一干二十多年，尤其使人佩服的是，至今她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孙师傅母亲去世早，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为方便照顾他，孝顺的孙师傅把父亲接到身边伺候。尽管如此，她从没因私事请过一天假，这在职工中极少有人能做到。那天，他们两口子下夜班回来发现父亲意识全无，赶忙抬去医院，医生说他是因重度失智忘记如何呼吸而去世。当时厂子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奋战红五月”活动，她仅用一天时间处理完父亲的丧事，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进厂不久，厂子来了一批国外订单，全厂干部职工眼珠子都瞪起来了。为确保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孙师傅带头加班，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奋战在生产一线。其时正逢夏天，那时没有空调，车间又闷又热，有一次她正在接续线头，突然昏倒在地。厂医诊断她是中暑加劳累所致，把她送回了家。但她仅休息了半天，又回到厂里继续干。类似这种事情，在工作中举不胜举，因此，大家又送了她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她年年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
在厂里，中午有半个钟头的吃饭时间。铃声响后，大家纷纷来到传达室。饭盒一般是铝制的，这样可以放到茶水炉上温着。俺厂的工种大部分都是女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闲说话，例如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某某人找了个什么对象、男方长得模样如何……其中结了婚的“老婆”们话最多，声音也最大，她们爱议论公婆、老公和孩子。我非常喜欢这个时段，大家凑到一起，气氛热烈放松，笑声不断，给单调而沉闷的工厂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孙师傅在生活方面相当节俭，衣服穿得褪了色也舍不得扔，五冬六夏一双力士鞋补了又补。在吃的方面，我从未见过师傅带大米及白面馒头，她吃的基本是玉米面或地瓜面做成的干粮，也不舍得买菜，拿的大多是自家腌渍的瓜齑咸菜，有时带一棵葱就能凑付一顿。师傅好吃芋头，但她不舍得买好芋头，往往西南河小市快散了，她才去买人家挑剩的又小又干瘪的芋头。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听到她说一句抱怨的话。
抠搜的人也有舍得花钱的时候，夏天时，常有卖甜瓜的瓜贩在厂门口叫卖，价格在七八分钱一斤。师傅往往一买就是一篓子，冰糖脆、一窝猴她不买，专拣面瓜。以后才知道，她是给牙口不好的公婆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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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对我特别好，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忘。
一件是与上下班有关的。我们厂实行的是“三班倒”，二班是晚上10点下班，夜班是晚上10点上班。10点上下班，对男的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女工却是大事。因为天黑，路上行人稀少，那时烟台的城市照明很差，背街小巷基本没有路灯，女人胆小，走夜路只能靠人送，无形中给家人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幸我与孙师傅住在同一条胡同，她是班长，在安排班次时，总是有意识地把我与她安排在相同班次。我们俩都住在毓璜顶一个叫曲家大院的地方，相约一起上下班。只不过我的家比她还要远三四十步，即使如此短的距离，黑黢黢的小路也让我走得心惊肉跳，而善解人意的师傅到家后，不立即进去，会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往前走，且故意大声说话给我壮胆。常常是我到了家，她的话音仍会穿破寂静的夜空，飘进我的耳朵。
有一段时期大兴挖防空洞。我们纺织系统的防空洞在西南河附近。记得我入厂第二年，就被派去了工地。一起去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不知由于离海近的缘故还是地下水太浅，挖了没几天，地下就冒出了水，水很快没过了脚踝。尽管是夏天，也穿的水鞋，但要命的是水太凉，烟台人讲话“炸（音，意为冰）人”。被凉水一激，我的脚开始痛，后来腿也痛，逐渐连累得两个膝盖也肿痛起来，走路也有些困难。这事不知怎么让师傅知道了，她跑到车间领导面前大发雷霆，质问为什么不派“大汉们”（烟台土话，意指男人），反而派一个小闺女去干活？车间主任是个好脾气的小老头，被这个平日听说听道的劳模的激烈态度惊着了，一个劲地说好话，马上派了一个男工去顶替我。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后，有了身孕。那时我虽早已出徒，但仍与师傅在同一班组。我的妊娠反应很大。彼时冬天，我们的车间是个大长筒子形，由于没有取暖设备，而且为了防止灰尘，连煤炉子都不能生，加之屋子封闭不好，到处撒风漏气。而我看的那台机器又位于车间门口，虽然门上挂了一个厚厚的油渍麻花的棉被帘子，但挡不住冷风嗖嗖往屋里灌，车间里冷得像个冰窖。干活时，我穿着大“棉猴”，捂着头，仍浑身打寒战。见此情景，师傅就让我看她的机器，她换到门口看我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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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孕晚期，我羊水多，“出怀”特厉害，加上每天一站就是8个小时，我腿上的血管变成了蚯蚓状，又痛又胀，医生说是静脉曲张。孙师傅就在车间角落里摆了把小椅子，让我累时坐一会儿。夜班时，看到我难坚持，她便悄悄把棉纱仓库打开，让我钻到棉纱堆里躺几个小时，而她一个人看两台机器。
孙师傅对我的照顾，我没齿难忘。
改革开放不久，孙师傅退休了，跟儿子去了深圳。现在算来她也是九旬老人了，虽天各一方，但想起她，我的眼眶依然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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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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