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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入厂学徒,女师傅叫孙玉香。
我们是个街办的针织小厂,我所在的车间是织妇女头巾的。那时的工厂,先不说墙皮脱落、落满花绒的脏兮兮的车间,就说织布机的轰鸣声,就够折腾人的。在这儿说话要贴着耳根大声吆喝,否则,话语瞬间会被一摆溜二十几台震耳欲聋的机器噪音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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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师傅40多岁,个儿不高,长得瘦瘦的。孙师傅十几岁进厂,就在如此条件与环境下,一干二十多年,尤其使人佩服的是,至今她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孙师傅母亲去世早,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为方便照顾他,孝顺的孙师傅把父亲接到身边伺候。尽管如此,她从没因私事请过一天假,这在职工中极少有人能做到。那天,他们两口子下夜班回来发现父亲意识全无,赶忙抬去医院,医生说他是因重度失智忘记如何呼吸而去世。当时厂子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奋战红五月”活动,她仅用一天时间处理完父亲的丧事,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进厂不久,厂子来了一批国外订单,全厂干部职工眼珠子都瞪起来了。为确保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孙师傅带头加班,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奋战在生产一线。其时正逢夏天,那时没有空调,车间又闷又热,有一次她正在接续线头,突然昏倒在地。厂医诊断她是中暑加劳累所致,把她送回了家。但她仅休息了半天,又回到厂里继续干。类似这种事情,在工作中举不胜举,因此,大家又送了她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她年年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
在厂里,中午有半个钟头的吃饭时间。铃声响后,大家纷纷来到传达室。饭盒一般是铝制的,这样可以放到茶水炉上温着。俺厂的工种大部分都是女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闲说话,例如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某某人找了个什么对象、男方长得模样如何……其中结了婚的“老婆”们话最多,声音也最大,她们爱议论公婆、老公和孩子。我非常喜欢这个时段,大家凑到一起,气氛热烈放松,笑声不断,给单调而沉闷的工厂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孙师傅在生活方面相当节俭,衣服穿得褪了色也舍不得扔,五冬六夏一双力士鞋补了又补。在吃的方面,我从未见过师傅带大米及白面馒头,她吃的基本是玉米面或地瓜面做成的干粮,也不舍得买菜,拿的大多是自家腌渍的瓜齑咸菜,有时带一棵葱就能凑付一顿。师傅好吃芋头,但她不舍得买好芋头,往往西南河小市快散了,她才去买人家挑剩的又小又干瘪的芋头。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听到她说一句抱怨的话。
抠搜的人也有舍得花钱的时候,夏天时,常有卖甜瓜的瓜贩在厂门口叫卖,价格在七八分钱一斤。师傅往往一买就是一篓子,冰糖脆、一窝猴她不买,专拣面瓜。以后才知道,她是给牙口不好的公婆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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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对我特别好,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忘。
一件是与上下班有关的。我们厂实行的是“三班倒”,二班是晚上10点下班,夜班是晚上10点上班。10点上下班,对男的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女工却是大事。因为天黑,路上行人稀少,那时烟台的城市照明很差,背街小巷基本没有路灯,女人胆小,走夜路只能靠人送,无形中给家人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幸我与孙师傅住在同一条胡同,她是班长,在安排班次时,总是有意识地把我与她安排在相同班次。我们俩都住在毓璜顶一个叫曲家大院的地方,相约一起上下班。只不过我的家比她还要远三四十步,即使如此短的距离,黑黢黢的小路也让我走得心惊肉跳,而善解人意的师傅到家后,不立即进去,会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往前走,且故意大声说话给我壮胆。常常是我到了家,她的话音仍会穿破寂静的夜空,飘进我的耳朵。
有一段时期大兴挖防空洞。我们纺织系统的防空洞在西南河附近。记得我入厂第二年,就被派去了工地。一起去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不知由于离海近的缘故还是地下水太浅,挖了没几天,地下就冒出了水,水很快没过了脚踝。尽管是夏天,也穿的水鞋,但要命的是水太凉,烟台人讲话“炸(音,意为冰)人”。被凉水一激,我的脚开始痛,后来腿也痛,逐渐连累得两个膝盖也肿痛起来,走路也有些困难。这事不知怎么让师傅知道了,她跑到车间领导面前大发雷霆,质问为什么不派“大汉们”(烟台土话,意指男人),反而派一个小闺女去干活?车间主任是个好脾气的小老头,被这个平日听说听道的劳模的激烈态度惊着了,一个劲地说好话,马上派了一个男工去顶替我。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后,有了身孕。那时我虽早已出徒,但仍与师傅在同一班组。我的妊娠反应很大。彼时冬天,我们的车间是个大长筒子形,由于没有取暖设备,而且为了防止灰尘,连煤炉子都不能生,加之屋子封闭不好,到处撒风漏气。而我看的那台机器又位于车间门口,虽然门上挂了一个厚厚的油渍麻花的棉被帘子,但挡不住冷风嗖嗖往屋里灌,车间里冷得像个冰窖。干活时,我穿着大“棉猴”,捂着头,仍浑身打寒战。见此情景,师傅就让我看她的机器,她换到门口看我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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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孕晚期,我羊水多,“出怀”特厉害,加上每天一站就是8个小时,我腿上的血管变成了蚯蚓状,又痛又胀,医生说是静脉曲张。孙师傅就在车间角落里摆了把小椅子,让我累时坐一会儿。夜班时,看到我难坚持,她便悄悄把棉纱仓库打开,让我钻到棉纱堆里躺几个小时,而她一个人看两台机器。
孙师傅对我的照顾,我没齿难忘。
改革开放不久,孙师傅退休了,跟儿子去了深圳。现在算来她也是九旬老人了,虽天各一方,但想起她,我的眼眶依然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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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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