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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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乡下进工厂,两三年光景,我就经历了两位师傅。先是跟着电气焊师傅,后来又跟着会计师傅。
彼时我们这座滨海小城,“师傅”乃流行语,属于尊称或曰敬词,只要是成年人,谁都可以被称之为师傅。不像远一些的省城,习惯叫法是“老师儿”,儿化的韵味听起来有些滑稽。不过这里言及的师傅,乃授业之师,与那些“师傅”不一样。
学了一段电气焊后,就恢复高考了,然而考试头天傍晚,师傅却让我上大夜班。小夜班到零点,大夜班则是通宵,我觉得不近情理,师兄要替我,师傅也不答应,我犟了几句嘴,结果被车间主任“呲”了几句,幸亏厂党支部书记赵春学通情达理。
这件事儿使我与师傅有了隔阂,虽然后来他解释是舍不得我走,但是这种方式还是让我难以接受。不过,我依然对师傅尊重有加,这是传统。
那年高考匆匆忙忙,连分数也来不及公布,成绩过线者按1:1.2体检政审,我们厂38人报考,只有我一人初选上线,也算够风光的,然而却未被录取。这一点我倒是有些思想准备,估计还是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
不过,毕竟我在众多工友中脱颖而出,很快就被厂里相中,调到了财务科。
新的师傅姓张,年龄上也只长我7岁,自然亲切了许多,容易交流。师傅负责成本核算,这活儿在财务科分量最重,让我跟他学徒,也是科长刻意打磨我。
不过,还是要从基础开始,先学打算盘。“一推六二五”那句话就是师傅告诉我的,其实本意为“一退六二五”,这话扯起来有点长,这里打住。
我这个年纪,虽然小学时学过珠算,但是由于没有机会练习,很快就还给了老师,师傅让我先从“二十六句口诀”背起。彼时国内似乎还没有“计算器”的概念,科里倒是有台个头挺大的计算机,与现在的打印机大小差不多。
我懒得打算盘,总想摆弄那台计算机,科长鹿崇模说我投机取巧,但我就是好奇。不过,那台计算机也的确不争气,显示屏经常就不亮了。遇到这种情况,师傅就让我把计算机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去烟台无线电三厂修理。那是生产厂家,位于西南河路西,靠近毓璜顶医院一带,后来与无线电六厂合并成了大名鼎鼎的东方电子。
到了那里,人家一试,显示屏又好了,然而拿回来后,又不亮了。折腾三四次后,我感觉是接触不良,只要不好用,就用手四处拍几下,果然灵验。师傅夸奖道:“还是大学生聪明。”
没捞着上大学,这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师傅倒不是挖苦我,我纠结的是未被录取的原因,彼时这类事儿总是难以启齿。
师傅倒是个知识分子,1964年考入烟台商校,理论上应该1967年毕业,由于“文革”,拖至1968年才分配,一下子去了乳山县石头圈公社供销社。那时候,中专毕业也是很了不起的。
二
我们厂原先叫烟台自行车配件厂,1975年2月28日,烟台地区开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会战, “配件”二字终于抹去。师傅抓住这个大量用人的机会,想方设法调了回来。
1975年冬,烟台自行车厂党支部书记赵春学(中)手持电镀后的车圈,与相关人员检查质量。
我到财务科后直接当了银行出纳,越过了现金出纳这个台阶的历练,然而从未摆弄过账,面对复杂的会计科目,我还是有点晕头转向,师傅对我不厌其烦。
很快就到了年底杀账,这是科里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元旦也不休息。按照惯例,每人要从家里带一个拿手的好菜,中午在烤火的煤炉子上加热后,一起打牙祭。快吃午饭时,科长说:“小张你是光棍,大家都拿菜了,你怎么办?干脆去伙房拌一毛钱的大白菜丝吧!”
一会儿的工夫,我端着一盆白菜丝回来了。科长瞄了一眼就不高兴了,问道:“怎么没有大海米?你没说我让你去的?”
我回答道:“说了呀!”
他再仔细一看,更生气了:“连粉丝也没有?”
师傅赶紧说:“我跑一趟吧!”
师傅一去,问题瞬间解决。这件事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甚是佩服,觉得师傅真是了不起。
彼时这类事儿挺多,财务科面子大。作为银行出纳,工作日每天下午三点后,我要骑车去趟西大街银行,与银行柜员熟悉后,他们有人找我买自行车,我很为难,那是凭票供应的商品。别看上海“凤凰”“永久”以及天津“飞鸽”大名鼎鼎,然而规格都是26、28英寸的,唯有我们的“飞碟”牌自行车为20英寸,也算独领风骚。回来后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师傅,没想到他找科长商量后,确定每月给我两张票,自行掌握处理,这样与银行的关系就好处理多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只有上海和天津生产手表,价格过百,也不好买,后来南京出了“钟山”牌手表,只要35元一只,人们趋之若鹜,非常紧俏。“三大件”会战不久,“北极星”牌手表就诞生了,外观比钟山表还洋气些,45元一只,更是难买。师傅对我说:“你该有块表了。”
这样的事儿我想都不敢想,囊中羞涩不说,哪里能够买得到呢?师傅一听,找到供销科张道生科长,他一纸条子,我就如愿以偿。
后来与师傅论及这些,也是颇多感慨。其实人性如此,概莫能外。
三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前一年一些人考上了大学,我的心思又活了起来。我之所以前一年没有报考,是因为心灵不忍再受折磨。然而1979年在职职工报考需经单位批准,请假复习更是绝无可能,只能插空看看书。
动了这个心思,工作自然会受影响,抽屉和柜子里堆满了票据,传票未做……然而捱到月底,再也拖不下去了,否则就要影响成本核算。师傅得知后,下班后留下来帮我理账,我则在旁边复习功课,一连三四个月,每到月底都是如此。
1982年冬,师傅张传贵在厂门外留影
高考分数公布后,我远超初选线,心里非常高兴。
彼时我们厂为青岛“金鹿”牌自行车配套生产小牙盘,每个季度要去核对一次账目,这种美差一般都是老会计的。我的差事通常是坐着叮当作响的公共汽车,去福山自行车配件厂看看,那个厂为我们加工自行车后架。这一次,师傅想让我临走前见见世面,找了个理由,让我也去了趟青岛。
转完栈桥、八大关、小鱼山等景点后,我报的三个志愿已经录取完毕,依然没有接到通知书,估计还是因为父亲的事。垂头丧气之际,烟台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来了,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心有不甘,想要放弃。师傅说:“你出去散散心,转一圈回来后再做决定。”
我又去了生产“白鹤”牌自行车的省城,那时我们与济南自行车厂也有业务。趵突泉、大明湖转了一圈后,又去爬了泰山,返回后师专已经开学。师傅劝道:“今年厂子批准报考挺困难,明年让不让报名也说不准,专科好歹也算大学,先打个兔子别在腰里再说!”
我想想也对,年龄不小了,再说今年报志愿时填写了服从调剂,若是不听招呼,恐怕明年报考的资格也没有了。第二天,我就去了师专,此时距离开学已近两个星期,我的会计生涯就此戛然而止,只有短短的一年多。
四
虽然离开了工厂,然而与师傅的联系却从未断过,无非时紧时松而已。
师专在一处大山坡上,距离市区挺远,道路还没有硬化,又没有公交车,出来一趟挺不容易的。师傅家住文化宫后街三十七号,下了大海阳大坡往东一拐就到了。
师傅的爱人是独女,他是倒插门,住在岳丈家里。那处宅子不大,却是二层,还有一个狭小的院子。我这人幼儿园上全托,小学一年级起就寄宿,插队、进厂也是住宿舍,孤独了很久,似乎缺少温暖,师傅家的场景给了我很温馨的感觉。
周日从学校到市区闲逛,我经常在他家停顿一下,喝喝水,甚至蹭顿饭。彼时正值青春年月,英语系有位女同学家也住在那一带,有个周末约我晚上去她家聊聊,同学孙立国陪我去了市里,就待在师傅家等我……
师专毕业离校头天,我打了个电话给师傅,想让他找辆车帮我把行李拉到新的单位。师傅毫不含糊,第二天就坐车来到了学校,天晓得他竟然把厂里的通勤车弄来了。当时烟台街叫这种车为“大客棚”,还没有后来模仿港台语系,从英语转换过来的“大巴”的说法,满大街也没几辆。我一个小小的学生,居然把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弄得辅导员胡泽太老师盯着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了。
几年以后,我们那个厂与上海“永久”自行车厂横向联合,突然红火起来,又是给中国女排赠车,又是把马季等相声大师请来造势,很是热闹,师傅也当上了财务科长。
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不行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解体,先是成了“中纬急救”,没过几天就黄了;闲置多年后,又成了什么培训机构,只是昔日热闹的情景不复存在,冷清得让人感到有些落寞。有时候路过那里,看着主楼楼顶西南角那间我曾住过的宿舍,常常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有那么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了一阵子,与师傅的联系自然少了。厂子散伙前师傅去了开发区,他的会计专长走到哪里找碗饭吃都不愁。说来也巧,回来后在一个运动会上,男子中年组400米检录时,广播中突然传来了“张传贵”的名字,这不会是师傅吧?我紧盯着跑道,果然是他,53岁的师傅依然健步如飞,轻取第一。
师傅很有体育天赋,身高1.85米,400米、800米及1500米中长跑曾获得地区职工运动会乙组第一名。调入工厂后被选入业余篮球队。彼时全市(芝罘区)范围内有三支著名业余篮球队,分别为自行车厂队、劳动技校队和海军雷达团队,冠军就在他们之间轮流转。说是业余,实际上这拨人就代表了烟台地区甚至山东省篮球运动的水准。
……
一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师傅虽已七十有五,不过精力、体力依然充沛。前些日子我们又喝了次酒,感慨良多,临别时他说了句文绉绉的话:“你也快进入古稀之年了!”
可不是嘛!人生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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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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