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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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乡下进工厂，两三年光景，我就经历了两位师傅。先是跟着电气焊师傅，后来又跟着会计师傅。
彼时我们这座滨海小城，“师傅”乃流行语，属于尊称或曰敬词，只要是成年人，谁都可以被称之为师傅。不像远一些的省城，习惯叫法是“老师儿”，儿化的韵味听起来有些滑稽。不过这里言及的师傅，乃授业之师，与那些“师傅”不一样。
学了一段电气焊后，就恢复高考了,然而考试头天傍晚，师傅却让我上大夜班。小夜班到零点，大夜班则是通宵，我觉得不近情理，师兄要替我，师傅也不答应，我犟了几句嘴，结果被车间主任“呲”了几句，幸亏厂党支部书记赵春学通情达理。
这件事儿使我与师傅有了隔阂，虽然后来他解释是舍不得我走，但是这种方式还是让我难以接受。不过，我依然对师傅尊重有加，这是传统。
那年高考匆匆忙忙，连分数也来不及公布，成绩过线者按1:1.2体检政审，我们厂38人报考，只有我一人初选上线，也算够风光的，然而却未被录取。这一点我倒是有些思想准备，估计还是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
不过，毕竟我在众多工友中脱颖而出，很快就被厂里相中，调到了财务科。
新的师傅姓张，年龄上也只长我7岁，自然亲切了许多，容易交流。师傅负责成本核算，这活儿在财务科分量最重，让我跟他学徒，也是科长刻意打磨我。
不过，还是要从基础开始，先学打算盘。“一推六二五”那句话就是师傅告诉我的，其实本意为“一退六二五”，这话扯起来有点长，这里打住。
我这个年纪，虽然小学时学过珠算，但是由于没有机会练习，很快就还给了老师，师傅让我先从“二十六句口诀”背起。彼时国内似乎还没有“计算器”的概念，科里倒是有台个头挺大的计算机，与现在的打印机大小差不多。
我懒得打算盘，总想摆弄那台计算机，科长鹿崇模说我投机取巧，但我就是好奇。不过，那台计算机也的确不争气，显示屏经常就不亮了。遇到这种情况，师傅就让我把计算机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去烟台无线电三厂修理。那是生产厂家，位于西南河路西，靠近毓璜顶医院一带，后来与无线电六厂合并成了大名鼎鼎的东方电子。
到了那里，人家一试，显示屏又好了，然而拿回来后，又不亮了。折腾三四次后，我感觉是接触不良，只要不好用，就用手四处拍几下，果然灵验。师傅夸奖道：“还是大学生聪明。”
没捞着上大学，这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师傅倒不是挖苦我，我纠结的是未被录取的原因，彼时这类事儿总是难以启齿。
师傅倒是个知识分子，1964年考入烟台商校，理论上应该1967年毕业，由于“文革”，拖至1968年才分配，一下子去了乳山县石头圈公社供销社。那时候，中专毕业也是很了不起的。
二
我们厂原先叫烟台自行车配件厂，1975年2月28日，烟台地区开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会战， “配件”二字终于抹去。师傅抓住这个大量用人的机会，想方设法调了回来。
1975年冬，烟台自行车厂党支部书记赵春学（中）手持电镀后的车圈，与相关人员检查质量。
我到财务科后直接当了银行出纳，越过了现金出纳这个台阶的历练，然而从未摆弄过账，面对复杂的会计科目，我还是有点晕头转向，师傅对我不厌其烦。
很快就到了年底杀账，这是科里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元旦也不休息。按照惯例，每人要从家里带一个拿手的好菜，中午在烤火的煤炉子上加热后，一起打牙祭。快吃午饭时，科长说：“小张你是光棍，大家都拿菜了，你怎么办？干脆去伙房拌一毛钱的大白菜丝吧！”
一会儿的工夫，我端着一盆白菜丝回来了。科长瞄了一眼就不高兴了，问道：“怎么没有大海米？你没说我让你去的？”
我回答道：“说了呀！”
他再仔细一看，更生气了：“连粉丝也没有？”
师傅赶紧说：“我跑一趟吧！”
师傅一去，问题瞬间解决。这件事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甚是佩服，觉得师傅真是了不起。
彼时这类事儿挺多，财务科面子大。作为银行出纳，工作日每天下午三点后，我要骑车去趟西大街银行，与银行柜员熟悉后，他们有人找我买自行车，我很为难，那是凭票供应的商品。别看上海“凤凰”“永久”以及天津“飞鸽”大名鼎鼎，然而规格都是26、28英寸的，唯有我们的“飞碟”牌自行车为20英寸，也算独领风骚。回来后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师傅，没想到他找科长商量后，确定每月给我两张票，自行掌握处理，这样与银行的关系就好处理多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只有上海和天津生产手表，价格过百，也不好买，后来南京出了“钟山”牌手表，只要35元一只，人们趋之若鹜，非常紧俏。“三大件”会战不久，“北极星”牌手表就诞生了，外观比钟山表还洋气些，45元一只，更是难买。师傅对我说：“你该有块表了。”
这样的事儿我想都不敢想，囊中羞涩不说，哪里能够买得到呢？师傅一听，找到供销科张道生科长，他一纸条子，我就如愿以偿。
后来与师傅论及这些，也是颇多感慨。其实人性如此，概莫能外。
三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前一年一些人考上了大学，我的心思又活了起来。我之所以前一年没有报考，是因为心灵不忍再受折磨。然而1979年在职职工报考需经单位批准，请假复习更是绝无可能，只能插空看看书。
动了这个心思，工作自然会受影响，抽屉和柜子里堆满了票据，传票未做……然而捱到月底，再也拖不下去了，否则就要影响成本核算。师傅得知后，下班后留下来帮我理账，我则在旁边复习功课，一连三四个月，每到月底都是如此。
1982年冬，师傅张传贵在厂门外留影
高考分数公布后，我远超初选线，心里非常高兴。
彼时我们厂为青岛“金鹿”牌自行车配套生产小牙盘，每个季度要去核对一次账目，这种美差一般都是老会计的。我的差事通常是坐着叮当作响的公共汽车，去福山自行车配件厂看看，那个厂为我们加工自行车后架。这一次，师傅想让我临走前见见世面，找了个理由，让我也去了趟青岛。
转完栈桥、八大关、小鱼山等景点后，我报的三个志愿已经录取完毕，依然没有接到通知书，估计还是因为父亲的事。垂头丧气之际，烟台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来了，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心有不甘，想要放弃。师傅说：“你出去散散心，转一圈回来后再做决定。”
我又去了生产“白鹤”牌自行车的省城，那时我们与济南自行车厂也有业务。趵突泉、大明湖转了一圈后，又去爬了泰山，返回后师专已经开学。师傅劝道：“今年厂子批准报考挺困难，明年让不让报名也说不准，专科好歹也算大学，先打个兔子别在腰里再说！”
我想想也对，年龄不小了，再说今年报志愿时填写了服从调剂，若是不听招呼，恐怕明年报考的资格也没有了。第二天，我就去了师专，此时距离开学已近两个星期，我的会计生涯就此戛然而止，只有短短的一年多。
四
虽然离开了工厂，然而与师傅的联系却从未断过，无非时紧时松而已。
师专在一处大山坡上，距离市区挺远，道路还没有硬化，又没有公交车，出来一趟挺不容易的。师傅家住文化宫后街三十七号，下了大海阳大坡往东一拐就到了。
师傅的爱人是独女，他是倒插门，住在岳丈家里。那处宅子不大，却是二层，还有一个狭小的院子。我这人幼儿园上全托，小学一年级起就寄宿，插队、进厂也是住宿舍，孤独了很久，似乎缺少温暖，师傅家的场景给了我很温馨的感觉。
周日从学校到市区闲逛，我经常在他家停顿一下，喝喝水，甚至蹭顿饭。彼时正值青春年月，英语系有位女同学家也住在那一带，有个周末约我晚上去她家聊聊，同学孙立国陪我去了市里，就待在师傅家等我……
师专毕业离校头天，我打了个电话给师傅，想让他找辆车帮我把行李拉到新的单位。师傅毫不含糊，第二天就坐车来到了学校，天晓得他竟然把厂里的通勤车弄来了。当时烟台街叫这种车为“大客棚”，还没有后来模仿港台语系，从英语转换过来的“大巴”的说法，满大街也没几辆。我一个小小的学生，居然把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弄得辅导员胡泽太老师盯着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了。
几年以后，我们那个厂与上海“永久”自行车厂横向联合，突然红火起来，又是给中国女排赠车，又是把马季等相声大师请来造势，很是热闹，师傅也当上了财务科长。
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不行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解体，先是成了“中纬急救”，没过几天就黄了；闲置多年后，又成了什么培训机构，只是昔日热闹的情景不复存在，冷清得让人感到有些落寞。有时候路过那里，看着主楼楼顶西南角那间我曾住过的宿舍，常常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有那么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了一阵子，与师傅的联系自然少了。厂子散伙前师傅去了开发区，他的会计专长走到哪里找碗饭吃都不愁。说来也巧，回来后在一个运动会上，男子中年组400米检录时，广播中突然传来了“张传贵”的名字，这不会是师傅吧？我紧盯着跑道，果然是他，53岁的师傅依然健步如飞，轻取第一。
师傅很有体育天赋，身高1.85米，400米、800米及1500米中长跑曾获得地区职工运动会乙组第一名。调入工厂后被选入业余篮球队。彼时全市（芝罘区）范围内有三支著名业余篮球队，分别为自行车厂队、劳动技校队和海军雷达团队，冠军就在他们之间轮流转。说是业余，实际上这拨人就代表了烟台地区甚至山东省篮球运动的水准。
……
一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师傅虽已七十有五，不过精力、体力依然充沛。前些日子我们又喝了次酒，感慨良多，临别时他说了句文绉绉的话：“你也快进入古稀之年了！”
可不是嘛！人生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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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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