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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远超分数线,却被录到了烟台师专,果然还是因为“那个问题” | 小非

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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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中旬,秋老虎还在肆虐,天气十分闷热。彼时,我是电气焊维修工,厂子里的产品,就是那个年代非常有名的20英寸“飞蝶”牌自行车。

有一天夜班,一位工友的自行车前叉断了,让我帮忙焊一下。我拿起电焊把子,换上焊条,一打火,只听“嘭”的一声,眼前蓝光一闪,屋里顿时漆黑。我以为跳闸了,起身一看,整个厂区都不见光亮,原来停电了。

资料图  文图无关

到了下半夜,电还没来,估计当晚没指望了,工友又央求我用气焊帮忙,然而“嘎石”罐密封圈出了毛病,头一天下午就把水放了,准备天亮后维修。车叉管壁那么薄,要不刚开始我就用气焊了。他挺缠人,又是开车床的老师傅,推辞不掉,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

我觉得罐口敞开了大半天,乙炔早跑光了,掏出打火机想看看补多少水可以没过“嘎石”。谁知一摁火机,罐里残存的那点气体“轰”地燃了起来,全部扑到了我的脸上。

我左手下意识地一捂,额头上一大块皮熟透了似的,立刻被抹了下来。我疼得坐在了地上,没想到那位工友却趁机溜了,我惊了,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性的卑劣。

幸好旁边锅炉房的兄弟帮忙,他们用自行车载着我,去了最近的青年路医院。打了消炎针后,医生在我脸上涂抹了“紫草油”,然后让我回去自己抹,说住院无非也是这一套。

养伤是在痛苦和寂寞中煎熬,天气炎热,创面愈合时奇痒难耐,睡觉时,家人不得不用绳索捆住我的手,以免昏沉中抓挠。

更为痛苦的是,那位工友还不承认他找我焊车叉这件事,既干私活,又违章操作,厂里自然要处分我。师兄打抱不平,揪住那位工友当胸一拳,他害怕了,这才改了口。

由于面部浮肿,眼睛睁不大,无法看书。百无聊赖之际,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浑身的血液顿时如同凝固了一般,那是1977年10月21日,恰逢重阳节。

整整一天,我都在收音机里追寻那个充满喜悦的声音,难以自抑。这个喜讯犹如一股春风,不仅吹走了人们心中积郁多年的阴霾,还奇迹般地抚平了我的肌肤,脸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厂里的人不敢相信,他们都以为我肯定是满脸疤痕。


那一年,各省自己命题,时间略有差异,山东的高考从12月9日开始。在紧张和期待中,终于盼到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彼时,各行各业都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那个月正值我们厂“1278”战役,目标是12月份实现产值70万元、产量8000辆,全厂每天加班四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

12月8日傍晚,师傅突然让我上大夜班,干完通宵再去考试,我实在难以接受。师傅平日待我也还不错,然而不知什么心理作祟,在我人生面临重大选择时,竟然如此拿把。师兄说替我,他就是不答应。

我不服,师傅说你可以找车间,然而车间主任一脸严肃地让我服从班组安排。由于全厂加班,大家都没走,接近晚上7点时,我找到了厂党支部书记赵春学。

我一名小工人,平日根本见不着领导,赵书记也不认识我,然而那天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直接就诉说了委屈。赵书记的认知比那些人高多了,他表示支持。不过,他又不愿当着我的面,否定基层干部的意见,婉转地劝道,你再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我心里有底了,也没有再找师傅,已经戗上了,说了也没用。正常加班一结束,我脱掉工作服就走。师傅在后面威胁,我不搭理。不过,虽然表面硬气,但心里还是有些发怵,考不上呢?这件事直接影响了心情。

第二天气温很低,北风呼啸,天上飘着雪花。考点在烟台三中,离工厂不是太远。保险起见,我还是一大早就坐公交车去了,几乎提前了一个小时。

三中院子里到处是考生。不久,两辆军用卡车开了进来,车厢里站满了海军官兵,他们也是来参加考试的。那个时候,北海舰队烟台基地还未裁撤。我很羡慕,人家当兵的待遇就是好,部队直接派车把人送过来了。

考试共两天,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作文《难忘的一天》很适合我的笔法,我觉得哪一天都很难忘,想说得很多,于是东拉西扯,洋洋洒洒,很潇洒地写完了。政治、历史、地理就更顺利了。

数学虽为弱项,但题目也不难,小题有根式、对数、韦达定理证明等。那时我有一本北京矿业学院1973年版的《数学手册》,64开本,灰色封面,高中毕业那年买的,没事儿也会翻翻,这些题很轻松。二元一次方程那道大题,是求相邻两个猪圈的最大值,与课本上的例题几乎一样,恰在复习范围。难住我的是一道平面几何证明题,两个三角形套在一个圆里,只要添加上两道辅助线,就可迎刃而解。我加上了一道后,另一道就是无法落笔。一出考场,就立刻想起来了,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晚,工友拽我到旁边的肉联厂去看电视,那天演的是前南斯拉夫电影《夜袭机场》,那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由于信号差,人又多,几乎看不清画面,很快我就走了。其实,关键是我脑子里始终转的是那道数学题,懊悔不已,那么简单的题,如若做出来该接近满分了。

上班后,师傅不搭理我。中午在食堂遇到了赵书记,由于有了那天晚上的交流,他关切地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完作文后,他惋惜地摇摇头,什么日子比毛主席逝世这一天更难忘呢?起码你的内容就不行。

这句话如同兜头一盆凉水,让我的情绪降到了冰点。师傅已经得罪,考试又如此不堪,心中惴惴不安。后来,得知邻省河南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心中不免对赵书记有些佩服。

“冬至”第二天下午,中学语文老师于贵清在济南参加完高考阅卷后,走到烟台时已无回蓬莱的车了,辗转找到了我。他一直很欣赏我,我的作文从来都是班里的范文。

我弄了点散酒,我们边喝边聊。听我说完作文后,他说没问题,要是他批,肯定高分。老师这么一说,又像给我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1978年很快要到来了,年前最后一天的傍晚,我回到了蓬莱。当天夜里大雪铺天盖地,仿佛真的要遮掩住过去那些日子。

元旦是星期天,假期顺延,我本来应该在第二天下午返回工厂,然而雪大封路,无法成行。1月3日,厂里电报追到了母亲工作的小镇——高考初选过线,立刻返回体检。

好不容易回到厂里,政工科王科长说,怎么才回来?体检已经结束了。我一听傻了一般,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先别急,轻工系统体检虽然完了,化工系统明天才开始,我帮你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插进去。

第二天,我随化工系统考生到烟台山医院体检,没想到“脾脏肿大”,我一下子蒙了。那年我们厂去了三十八名考生,超过职工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我是唯一通过初选的,厂里很重视,让我再去毓璜顶医院复查一下。

医生听说高考体检出了问题,格外仔细。恰好有些海军军医在那里进修,于是我成了教学样本,大家轮番在我的肚子上摸来摸去,最后的结论为“自述脾肿大,未发现异样”。

我拿着这个结果去烟台山医院理论,没人搭理我。那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名考生,时间又匆忙,连分数也不公布,查分更不允许,这种情况找谁去?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新生们满面春风地奔向了四面八方。想象着他们走进高等学府时的欢快情景,我的心中只剩下沮丧。在四处碰壁中,心头又生隐忧,因为头上那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还没吹走,是不是这件事影响了录取?

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央视访谈节目说到当年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的刘少奇之子,如果不是写信给邓小平叔叔,连报名都通不过,录取也是费尽周折。连他都如此遭遇,何况我这种升斗小民?

半年之后,1978年高考就来临了。我不知道脾脏肿大是否可以录取,但政治上的问题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里难以承受再一次打击,没有报考。然而看到连上年初选都没过关的考生,这一次却如愿以偿,我的心中再起波澜。


很快就进入了1979年,暮春的一个傍晚,我倚在厂区内一棵大树旁,茫然地看着懒散的夕阳。一位工友走过来,递过一封上海来信,我立刻想到了失联多年的舅舅,他是上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舅舅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彻底平反,得知了我的情况,让我一定要参加当年的高考,说也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然而好事多磨,经过前两次高考,好的差不多都挑走了,在职职工报考就需征得单位同意了。彼时,我已被厂里视为人才选调到财务科,科长是个老资格,想好好培养我。一听我还是想参加高考,脸立刻拉了下来。

我只得去央求新任政工科长王承龙,他很开通,说先给我开封介绍信,别耽误了,然后要我再去做工作,要是科长还不同意,就让我去科长家找大姨。他的办法很灵,这个问题还真是在科长家里解决的。

1979年高考,难度大增,且为题海战术,要快速做题才能答完卷子。语文考试文理科还是一张卷子,其中一道12分的古汉语选择题,规定“理科考生做第1小题”。“理科”二字一晃,我竟没往下看,忽略了“文科考生做第2小题”。

晚上议论卷子,方知漏题了。这一年半来,我没能像多数复读生那样在中学里苦读,靠的还是老底子,进步本来就不大,如今白白丢分,恐怕难以过关。那时也是虚荣,觉得虽然第一年未被录取,但起码初选过线。这次若是落榜,有何面目见人?于是想放弃后面的考试。

资料图  文图无关

由于第一年初选上线,许多同事对我高看一眼。说来也巧,第二天一大早,有一位熟悉我的哈工大毕业的老大学生赵永佑来厂里等车出差,见我没去考试,问清缘由后赶紧取来圆规、三角板,连推带搡把我送上了公交车。我赶到四中考场时,数学考试已逾半小时,监考老师拒绝让我入场,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总监考巡视到此后,挥了挥手说,让他进去吧!

这年文科五门课初选线为300分,我远超分数线,结果却被录到了烟台师专,心中觉得还是那个问题。果然,几年后清理冤假错案档案时,我才看到高考政审一栏里“合格受限”四个刺目的字,满腹酸楚。

世事沧桑,人生的机缘有时是很奇怪的。烟台师专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后,我很纠结,想要重考。别人劝道,拒绝调剂,恐怕以后连报名的机会也没有了。开学一个多星期后,我终于报了到,同学们当时都以为我放弃了。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多么幼稚啊!如果没有烟台师专那两年,今天会是一番什么样子?即使真的去了山大甚或北大,就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吗?

也许,这就是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才是我永远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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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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