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冷成金教授的《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接着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再读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受限于自身对古诗文的理解能力，期间又参阅了周汝昌等人编著的《宋词鉴赏辞典》，终于对苏轼的一生有了些许粗浅的认识。一如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苏轼学成后考取功名，走上了“学而优则仕”，报效朝廷的道路，但他与众不同的是其厚积广发的文学才华、实事求是的为政行为及淡定闲适的人生态度。
著
书
不
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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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
宋时，朝廷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宋真宗御笔亲作《劝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人闻风振起。宋仁宗时，政治开明，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名家供职于朝廷、展示才华。
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县（距今成都之南五十公里）。苏轼敏而好学，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入学，十岁已能开笔做文章。有人从京师来，抄得歌颂朝廷人才济美的诗作《庆历圣德诗》给乡老看。苏轼刚好在旁，问文中所颂是些什么样的人。乡老说：“童子何用知之。”苏轼抗议：“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也是人的话，有何不可问？”谁也不曾想到，日后除范仲淹外，韩琦、富弼、欧阳修在苏轼未来生命历程中都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入学三年后，父亲苏洵离家去京师求官。苏轼便退学在家由母亲程夫人教导。读完《范滂传》时，苏轼问其母，“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母亲凛然答他，“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令人感慨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但到他走向社会以一片入热情拥抱人生时，才发现尽是错落的噩梦。
庆历七年（1047年），苏轼祖父苏序逝世，其父苏洵奔丧回到家中开始教导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苏洵对苏轼、苏辙要求严厉，“课业以日程功”，一点也不能马虎。四十年后，苏轼在海南儋州回忆作诗云，“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也说自己读书很用功，“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
苏轼兄弟二人曾向守制在家的伯父苏涣请教学问。苏涣曾对他们说，我少年时读书，不让老师烦恼，年稍长，学作文，每日有一定的课程，做不完，决不停止。到街上去，规规矩矩走路，在屋子里，不懒散。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说，苏涣的这段话给他们兄弟很深的印象。
苏轼兄弟为母守孝苦读学问的同时，积极走进乡间，开展调查研究。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苏轼以在籍进士身份，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等问题，向来成都的龙图阁学士王素上书进议有关蓄兵赋民之事。后来，苏轼不断被调整官职，贬谪、升迁在他身上亦为常事，客观上让他拥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持续增长。个人极好的天赋、良好的家风，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或许是苏轼兄弟与其父苏洵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三的重要缘故。在海南初度清明节时，苏轼卧听儿子苏过朗朗读书声，尤感念四十年前自己的父母很喜欢听他诵读的书声，“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盐读苏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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