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为主题进行研究，属于历史边缘地带频繁进行的地域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则多是对母亲、祖母、地域女性的战争体验所做的访谈记录。在这样的口述史中，通常女性是作为战争被害者被书写的，这样这种受害体验仅限于身边的日本女性，并没有涉及日本军队铁蹄下作为战场的广阔地区的外国女性。
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70年代初期作为世界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高潮的一环，日本女性们也发起了运动。这一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以女性获得权力，在政治和社会上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还有对以前社会结构两性关系从根本上进行叩问和重构的意图。这一叩问和重构同时针对女性自身的。在这一运动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叩问：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
日本的妇女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前，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潮期。1928年日本首次给予全体男性选举权的普通选举实现后，争取妇女参政权成为现实问题，被提到了议程日程。在1930年，也就是第一届妇选大会时，“妇女公民权议案”被众议院讨论通过。但在国会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欧美几乎所有国家给予了妇女公民参政权，是由于第一次世界战争之际，妇女参与社会工作这一点发生了很大作用，这一发言被记录下来，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在1931年的贵族院会议上，由于出现了妇女参政会破坏家庭制度这样的演说，政府方面提出的有限制的“妇女公民权提案”遭到否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局势急转直下。以事变为契机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对女性主义表现出反对的态度，还标榜自己否定议会政治。为此，第三届妇选大会出台了反法西斯决议，第四届出台了裁军决议，第五届出台了和平决议，之后，1935年的第六届妇选大会，在日本背弃了“华盛顿裁军条约”迈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情况下，提出了“非常时期难道不能妇选吗？”的议题。
1936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妇选大会被禁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全面侵华开始。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市民妇女团体不得面临选择：是反战被解散或被关进监狱，还是支持战争得以继续生存？
1938年没有召开妇选大会，取而代之的是妇女时局大会。1930年以来，妇选大会达成一个共同的理念，在妇女获得参政权的曙光中获得妇女支持的“建设”就是妇女投上反对战争的那一票去实现和平。然而这时召开的妇女时局大会上，妇女的支持已意味着对业已构筑起来的战争体制的支持。妇女时局大会的标语是“起来吧！肩负总动员之秋”和“没有妇人的协力就没有建设”。第二幅标语的意思是，近代战争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解决危机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大会最后以通过一份对皇军的感谢决议作为结束。
当时日本的女性杂志也经常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为内容做成专辑。《女性展望》也非常关注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女性的活动，解说道：造成她们走出家庭，去从事看护事业、到工厂、到政府机关、到前线去参与社会和活跃于社会的原因是战后妇女参政权的实现。近代的总体战也产生了国民军，市民升格为士兵，而保卫后方的妇女升格为市民了。在为了不懈的坚持“不得不支持战争”这一消极理论之外，不断的构筑着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支持战争这一“积极理论”。
同时，政府还积极启用妇女团体干部进入政府机关的方针。新闻杂志为了宣传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妇女国策委员”。在战后的假想敌首届女性内阁成员里，吉冈弥生和高群逸枝排在前列。吉冈弥生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5000名女医生。她的思想是只有具备自立的经济能力，才会有独立的人格。由于清朝的女子无法与男子见面，所以经常请吉冈弥生出诊。
所以，吉冈弥生认为要关注男性医生力量薄弱的预防意识，把眼睛光放在日本对中国朝鲜的开发上。日俄战争后，吉冈弥生在《女医界》上写，女子高等教育是与军事相对应的和平事业，从现在开始应以增强国家生产力为目标，而可以凭借战争之争霸世界。
高群逸枝在战前作为民众派诗人，一直在描绘经济繁荣中的经济不景气。她在自己的诗文中表达了自己反对军队、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而战时，高群逸枝构建了自己关于日本血族的理论，虽然她的本意是母系血族。她巧妙的总结出日本的古代国家不是靠对异族的武力争伐而是靠婚姻协和维持的，暗示满洲的五族协和与之同一原理。高群逸枝从呼吁妇女支持战争到进一步呼吁妇女积极承担体制的理由是出于“守护血族”的想法。她写道：家庭的女性对亲人的爱最强烈，这种对亲人的爱理所当然的扩大为乡土爱、祖国爱。结果，高群重新阐述了为“延续血族”而战斗这一理论，赴死以及劝诱死亡的相关意识都很强烈。
那么，日本的女性市民日常是怎么被“总体战”模式异化的呢？许多先行研究在论及发动战争与媒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时，都强调摄影、新闻影像等视觉媒体具有优越性和煽动力。要把培养国民把战争视觉化当成决定胜负的比赛，为自己的队伍的胜败有荣辱与共济的精神，就必须要改变国民自身的身体和身体外观的服装，需要有统一的服装来表示自己的人属于同一队伍。集权主义运动是群众运动。憎恨并排除具有不正常身体的人、不正常的性特质和不正常的人种特质，其效果是提高我们的统一意识，明确不是我们的敌人来加强团结。德意志纳粹深谙此道。
日本政府受到了德意志纳粹的强烈影响，以明确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军事化的目标。与德国不同的是，在日本身体不过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要素，与德国女性不同，日本女性的身体仅仅被看作劣等性而已。从历史上看，日本人的身体上没有把裸体视为根本，而是重视服装。尤其是对女性，将其身体作为色情对象是触犯禁忌的。所以日本国民军事化的目标不在身体，而是在集中在服装上。具体的措施，有所谓的“战时经济”和“节约消费”。
193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同年6月，加强了对国民生活的全面管理，禁止霓虹灯、禁止烫发等。东京本乡的町内会树起了“按照町长会的决议，禁止烫发者通行本马路”的广为人知的招牌。这是对女性发型这个及其私人的领域进行管理的典型。如果头发蓬松的女性代表“敌方”女性的情况下，那么还需要有代表“我方”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把油亮美丽的直发润湿，用梳子梳好两边分开，沿着领边外圈用发卡固定。这种发型的象征词是“端庄的美”，与烫发女性的奔放形成鲜明对照。1940年8月，东京市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树立起了150块的“奢侈品是敌人”的宣传板。
日美战争开始后，物资短缺，服装的问题成了极其紧迫的现实问题。这时，《主妇之友》的服装报道迅速增多，报道的内容有服装翻新的方法，有自作服装的方法等，动员妇女把家里压箱底的衣服和布料拿出来，利用闲置衣物做衣服，把这些当做“国策”来发动妇女参战。宣扬女性忍耐顺从，义务奉献，基本上是战时女性杂志的评论和座谈会栏目的典型模式。
可以说，这是借把原来女性的无偿劳动提高到国家的重要事业之位置。自始就封杀了女性的不满与牢骚，对于这些男性当权者的言论，恐怕没有一个女性能够反驳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性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
1943年9月，《主妇之友》传达了政治家关于“决战服装生活”的口号，也就是是“把纤维变成战斗力”。“日本女性拥有衣服的平均数是7~20岁30件，21~40岁40件，40岁以上34件。而被称为奢侈品发源地的敌人美国，平均只是20件以下……日本女性积攒的大量衣物价值100亿日元或者150亿日元。有效地利用闲置衣物是决战下的紧要大事。
每人浪费人造棉花一反，就损失掉送往前线500家飞机、5390辆战车。线不染色用白色的话，就可以节约燃料约200多吨，煤约2万吨。所以，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出等值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来打扮自己。因此希望大家想办法，不做新衣服，临时凑合一下。”
最终，由于敌式服装即洋服的问题，主要依赖于日本国内不能生产的羊毛和木棉。和服裤最终被统一为战时日本女性兼具安全和节俭的服装。和服裤使用便宜的麻布作为制造材料，是从古日本画卷上所发现的，女性处于紧急时刻所穿的男性服装。《主妇之友》刊登了身为女性的石黑三惠子，身着和服裤，在防空警报中，六分钟就可以敏捷做完应对空袭流程。村上雅子也以《战时服装考察》为副标题发表论文，正文标题是《只不过是和服裤，然而还是和服裤》。前者的“只不过”是男性视角中的小题大做，而后者的“然而还是”讲的是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战争体制的核心。
那么日本的普通市民是怎么看待侵华战争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众多的国家运用了坦克、潜水艇、飞机，并动用了大量军人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为使战争顺利进行，对制造出的那些兵器、士兵的交战国的国内结构进行构筑十分重要，这样的战争被称之为总体战。为了总体战的顺利进行和最终胜利，构建军部与政府的关系、军事预算和军需生产优先的国内体制和战争体制，以及培养国民自发参与支持战争的体制，则被称为总体战体制。而日本侵华战争，就是这么一场举国参与的总体战。
日本真正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1938年《国民总动员法》的出台。以军工业密集的东京北区作为举例，从1930年开始，北区就开始从从农商工业抽调大量人员进行军事从业。1928和1929年时，在北区民间工厂工作的女性还发起了反对解雇，反对强制加班的运动。此时，陆军东京造兵厂大概只有四千人。而到1940年，造兵东京陆军厂劳动人数增长到了4万人。大量女子挺身队的队员被派往被服厂。在造兵厂工作的女性普遍含有一种为国家工作的自豪感。具体的情况，可以看看黑泽明当时拍的支持侵华战争的电影《最美》，女工们每天高唱着“打倒中国”而去上班。
信件记录了1941年在王子第五国民学校的贞永美沙子描绘当时给士兵送行的情景。“我家在十条站附近，每天都能听到人们欢送出征兵士时唱的军歌声和高呼的万岁声。我和住在附近的朋友们经常去车站前，站在陌生的人群后面，对那些素味平生的兵士们高喊万岁。我当时想这样做是对那些为了日本、为了保卫国家而奔赴战场的兵士的一种礼仪，是表达我们感谢之意……那些祝贺出征的旗子、太阳旗的波浪以及其间闪露出敬礼着的兵士的脸庞，是那么的威风凛凛。我当时想，如果我是男儿也要为国上战场，可我是个女孩儿，觉得非常遗憾。”在其他资料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女孩子和女学生们流露出“要是我是男儿……”这种想法。
而侵华战争爆发后阵亡者骨灰的活动，始于1937年7月20日。一个叫小池的人1937年9月6日从南盯会出征，他的遗骨在第二年3月12日由其亲属、盯会迎了回来。29日按照区民葬礼的规定，以佛教形式为他和其他9位阵亡者举行了集体葬礼。在宣读悼词时，小池的妻子还哭出了声。之后，社区曾几次到小池家慰问，7月小池的妻子住院，还为小池扫过墓。在1937年12月5日的区民葬礼上，那位将黑发从根部剪断的上等兵山崎的妻子，牵着6岁儿子的小手站在祭奠的队列中，让400名参加葬礼的人流下了眼泪(1937年12月5日）。失去丈夫的妻子们无限悲伤，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安。山崎上等兵的妻子由于剪断青丝，将自己的悲伤和不安隐藏起来而摇身一变成了“靖国之母”。
远赴越南作战的谷口恒次，第一封家信，便写着“作为军人妻子，要振奋精神努力保卫家庭”。而他的妻子昌子在画有摇曳的胡枝子花的便笺上写道：“我是多么期待着这封信，真是一日如三秋啊。”她详细记载着孩子们接到这封明信片时是如何欢天喜地，记载着邻组举行的慰安运动会和本工厂经营上的事情，以及内陆的政局、战况等。昌子经常告诉丈夫内陆发布的战况，特别是南方作战和政局的消息。她非常留意南方作战的情况。战况在其他女性的日记中也都记载得很详细，这些都是女性关心战况而有意识地进行的记载。
昌子和叔父还写信告诉恒次：1942年1月1日当邻组在谷口家开例会时，幸子炫耀道“我父亲从支那掳掠了很多东西回来”，把邻组的人们都逗笑了；幸子很想穿洋装式样的裙子啦；因为恒次寄来的照片上他的脸上涂着红色油彩（也许是慰安会上化妆时抹上的），坚持说那人不是父亲，希望父亲绝对不要再这样化妆了等等。恒次由于参加了卫生标语的征集活动的幸运入选，昌子写了封祝贺的信，信中写道，当他得知丈夫晋升为上等兵时的意外惊喜，她还把家中庭院初开的山茶花，做成干花放在信封里。这朵花虽然已经褪色，但一直保存在信封中。
以上，写的是日本在国内总体战所做的女性动员，我们再来看看侵华战争时海外女性的命运。1932年，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有300万失业者，潜在失业者的人数更是成倍增长。在日本农村，卖儿卖女，全家一起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如江河般涌入这广袤的新天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站在职业女性立场提出“反战”“反法西斯”的女性团体对侵略满洲的行为也表示承认和接受。满洲国与日本其他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这里推行大规模农业移民的政策。当时，一同摆在萧条苦难的农民面前的是“挥汗开拓无人荒野”这般优美的口号，以及“到满洲就能变成拥有10町步土地的大地主”这样诱人的话语。
因为殖民地大部分都是耕种过的土地，所谓“开拓”只是徒有虚名，不过是夺取当地中国人、朝鲜人早已开垦过的土地。开拓团内部也因为面对种种压力，诸如严酷的自然环境，不知何时何地会受到游击队袭击的不安，而导致团员之间争斗和排斥干部的倾向。在前几次移民团发生暴乱后，针对移民运动的批判“移民不可能”的论调多了起来。
于是女性成为抑制这种情况的一种手段。积极推进移民事业的东宫铁男把移民的“干部排斥运动（屯垦病）”的表现，归因于团员对女人的思念，为此他亲自画出了“招募新娘”海报图案的底稿。随后，派代表到团员的家乡呼吁开拓满洲的意义，动员愿意成为团员伴侣的女性。
在第一次宣传中，就有130位女性应召成为满洲开拓团的新娘。此时对“满洲新天地”的憧憬之情已普遍存于日本女性之中。1936年，满洲移民成为一项日本国策，而“带着女人带着家人”也成了国策。为此，大陆新娘的招募活动也日益盛行起来。村镇政府、女子青年团以及各种媒体的一同向姑娘们发出了“嫁到满洲去”的口号，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女同学做出同样的宣传。
1941年各地都纷纷设立了女子拓殖训练所。少女们在拓殖训练所接受1~3个月的训练后再到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部进行进修 “妇道”，为出嫁到满洲做准备。“大陆新娘”被当做能让日本男性移民狂躁（战场PTSD）的情绪平静下来。
当时东宫铁男认为“屯垦病”是由于移民团由成年男性组成，如果由贫困家庭出生的纯真少年来组成移民团的话就能解决。因此，他要求移民团员由虚岁16~19的男青年组成。由于这些少年仍处于对母亲怀有依恋的年纪，为了让他们能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开拓满蒙青少年义勇军女子指导员”的制度随即产生了。“女子指导员”也就是义勇军宿舍的女舍监。
在设想中，有资格成为女社监的人已经是完成中等教育25~40岁的独身女性和寡妇，她们为仅有的男性的义勇军大家庭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然而女舍监刚开始面对几百名少年，要做到母亲和姐姐一样是不可能的，再说对方又正值麻烦的青春期。有的女舍监在整个团里只有自己一个女人，在北方严寒与单调的生活中，连她自己都难以保持活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整个8月在吉林大日向村的移民团平安度过，但是9月9号那天天还没亮，移民团终于遭到了“满人”的大规模袭击。所有团员都集结到第二部落，而吓得直哆嗦的女人和孩子集中到另一间房子。他们收到这样的命令：“既然如此，除了大家一起死没有什么办法了。总归要死的，女人也得像个日本人的样子轰轰烈烈的战死。在此之前，要先解决自己的孩子。”
于是，女人们先把自己的小孩勒死，然后服毒自杀。大日向村的自杀行动没有彻底进行，该村的开拓团的指导者及时做出了适当的判断，决定尊重生命，放弃武装斗争。而大量集体自杀的其他开拓团中，的确是直到最后都没放下枪，最后剩下的男人竟用枪指着怀抱孩子的妇女们，对她们发出一阵乱射。
移民政策本来就是建立在侵略战争之上，对于日本体制来讲，移民既是日本的弃民，又是侵略中国的尖兵，还是对苏战争棋盘上可以放弃的棋子。虽然在新土地上拼命生活的人们无法看透这点，但开拓移民团的生活的确是要在刺刀夺来的土地上，以刺刀维持着。没有了刺刀组成的保护墙，从来被开拓团的人们满不在乎、呼来喝去的满人突然变得毛骨悚然起来。
曾经这样“欢乐祥和”的满族大地反而成了“恐怖之所”。尽管他们是祖国的“弃民”，在殖民地当地百姓眼中却过着享受特权的生活。当初宣传的“到满洲做大地主”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女人在满洲只要做家务就好，这比在国内强”的说法也属实，因为她们不用像在国内那样从早到晚脸朝黄土背朝天。这不是因为宣传所说的什么机械化耕作，而是由于他们大多占据了中国和朝鲜人民开垦过的可耕土地，并让这些农民为他们工作。
在日本向满洲扩张的过程中，最早来到满洲的是日本女性。这些女性来自九州地区，从海岑威登陆西伯利亚中部然后向满洲地区散布开来。这些女性被称之为“渡洋女”，从事娼妓工作。19世纪末大量派往东亚大陆的日本间谍，在各处遇到了这些日本女性，并在她们的协助下展开间谍活动。日后，渡洋女被充当日本向海外渗透和扩张的工具送往东南亚一带。而且，随着日本帝国殖民统治以及侵略的渗透和加深，她们被转移到台湾、朝鲜和中国等地。其实，这些渡洋女有一个专有的称呼，那便是“从军慰安妇”。
二战前一位父亲在朝鲜半岛经营妓院的女性，听到妓院里一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妓女抱病卧床时的哀叹。当天夜里不顾一切地要求父亲关闭妓院，停止营业。但遭到父亲的如下反驳：“你以为干这种行当丢人不好吗？那日本政府为什么允许这种行动的存在？我并没有从事不许可的行当啊，经营政府许可的行当有什么不好吗？况且我交纳了这么多税，国家不就是靠这些税进来维持财政的吗？我因此从国家那里得到表彰也不过分。”上述这段话把公娼制所具有的含义表述得一清二楚。正是因为公娼制是官方许可的卖淫制度，卖淫业的业主们才会如此理直气壮的经营这个行当。
由于1872年发生的玛丽亚·路易斯号事件，政府迫于当时形势和日本近代化中的国际形象，不得不发布《解放艺妓·娼妓令》。然而明治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废除原有的游廓制度，只是将它改造为近代的公娼“借座席制”，对所谓自愿要求从业的艺妓娼妓进行审查，然后发给营业许可证。既然日本国内“官许卖淫”，那么把妇女送往海外卖春就不足为奇了。卖淫业者与人贩子结为一体，用花言巧语，把女孩拐卖到东南亚、满洲、西伯利亚这种遥远的地方。
1905年，西伯利亚的弗拉迪奥仅日本妓女就超过200人，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小镇。当时为人熟知的有上海开日式烧烤牛肉店的松尾，开料理店的叠屋某以及从事纹身业的山口等。之前的读书笔记《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提到过，旧社会的上海是世界妓女数量最多的城市。
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并把朝鲜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国民的出国热被进一步煽动起来。1896，福泽谕吉曾写的一篇“有关人民的移居和娼妓外出赚钱”的文章，主要观点是：随着日本向海外扩张，在给那些单身赴任的男子和驻屯军带来“快乐”的方面来说，娼妓也是必要的；并且强调对娼妓个人来说，到海外赚钱寄给家乡盖楼房也是很光彩的。
并且日本也在台湾和朝鲜着手推进公娼制度。日本当时计划分4个阶段在朝鲜推行公娼制度：第一阶段是随着开港在日本留居地内实行公娼制度；第二阶段是在日本留居地内将朝鲜妇人公娼化；第三个阶段是在朝鲜总督府下的各道实行卖春制度；第四个阶段在1916年将各道不同的规定统一起来，最终实行全国统一的公娼制度。
在1934年的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将士强奸并杀害了无以数计的中国女性，并销毁人证物证，逃脱法律的制裁。日本军部以防止日军强奸行为为名，推动了尽快“设立妓院之事”，在中国各地的日军驻地，都开放了陆军直属的慰安所。甚至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占领南方各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开设慰安所，强迫殖民地以及驻地的女性充当慰安妇为军队提供性服务。其根本企图是借此对将士进行性管理和性病预防。因为当时若放任性病蔓延，将导致将士战斗力显著低下，以至于威胁军队的生存。为此必须对兵士和娼妓进行全面管理，在军队中导入以从“军方慰安妇”为名的公娼制度。
最后，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为了保证满洲开拓团的安全，妇女们被当作“慰安妇”献给了苏联军队。1945年，一位开拓团的副团长将虚岁14~21岁的女孩子们召集到团本部，低声地说：“我希望你们作为女子挺身队到苏联军队的驻地去。”女孩子中有人问，“挺身队是什么意思啊？”50多岁的副团长回答道，“慰安军队。”随后命令道，“为了国家，你们应该挺身而出。”在场的姑娘20人左右，全体骚然。这些充当“慰安妇”的女性回国后，却被同一开拓团的男人百般奚落。更有甚者还挖苦她们，“你在苏联兵的屁股后面拼命地追着，不是吗？”
1996年12月，以自称“自由主义史观”的人民为中心，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他们要求从已经通过文部省审定的1997年版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的记述，主要是抓走他国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的记述。历史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三段论法的逻辑是：其一，西方列强同样作恶多端；其二，他们并没有谢罪；其三，所以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日本采取其相同的行为有什么不对？他们主张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点是不存在强行抓走慰安妇的实证史料。第二点是站在文件史料至上主义的实证史学立场来怀疑受害者证词的可信性。第三点主张是对中学生传授性的阴暗面是不妥当的。第四点是他们最重要的主张，提出恢复国民自尊这个课题。他们主张尽快摆脱“自己恶逆史观”，建立本国有自尊的正史。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争论，首先要提及的，便是“实证史学”与学术的“客观性·中立性”神话。关于慰安妇的争论，一般纠缠在“强行抓走慰安妇存在还是不存在？”“证明日本军队参与的公文是否存在？”这样的“实证性”水平上。“实证史学”认定历史“事实”的证据有文件史料，考古学（文物）及口头史料。在文献史料中，公文比私人文件史料价值更高。强调口头史料重要性的人们也认为，口传和证词要有其他物证和文献史料来做旁证才有可靠性。与文献史料相比，只有次要的、附属的价值。
然而，众所周知，关于发动战争的文件，几乎在战败后全部被军部销毁了，其中也包括慰安妇的有关资料。自由主义史观派，在“实证史学”的招牌之下提出不存在证明慰安妇强行抓走的公文史料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为挖掘慰安妇问题历史资料而竭尽全力的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通宵直播电视”中遭到了小林善范等人的质问。结果承认：吉见自己发现的成为1992年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发言根据的藏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文件，即使成为“强行抓走”的旁证，也不是“强行抓走”的“事实”存在的史料。
另外，诸如受害者在证词“我被强迫发生了性行为”“我被强奸了”这样的受害“现实”时，被要求提供物证的举证责任。在实证主义观点来看，由于当时个人的笔记、日记本、回忆录、口述史等具有含糊、主观性记忆错误等缺陷，只能承认其有补充文献史料的次要史料价值。这些文献至上主义者的最大问题是，否认证词的证据能力，或者说充其量只承认只有次要的史料能力。他们以“不能用文件来证明”等于“没有证据能力”为由，拒绝采纳证词。
并且，日本自由主义史观派还主张有“历史化”的观点。他们在慰安妇问题的背景上有如下的歪曲：当时日本公娼制是合法的；或者说，虽然公娼制是契约者，但是实际上存在人身买卖和强制所造成的悲惨事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事“慰安妇”的女性是很可怜的；但与日本人公娼的悲惨程度没有什么两样，应该理解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就是用“当时的人权论”审判当时的历史，还是用“今天的人权论”审判当时的历史。法律与条约中有追究责任不溯及既及成立之前的原则。
对于这个似乎很有道理的观点，早就有人反驳。例如前田朗就指出，日本在1925年就已经加入《丑业协定》《丑业条约》《妇女买卖禁止条约》，1932年又加盟《ILO29号强制劳动条约》。因此提出了这样的逻辑，按照当时的国际条约，慰安妇就是违反条约的行为。前田朗写道：“今天的人权论否定慰安妇这样这种说法会招来误解。当时的人权论是否认定慰安妇的。这是最低限度的规范性前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