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2年数据
最早的数据，应该是2012年，李红杰的毕业论文《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
该文最早发布“山西绛县横北古代人群的父系遗传多样性较高，在 22 例个体中共检测出 3 种单倍型类群 N、O 和 Q。在单倍型类群 O 中共发现三种亚单倍型类群，其中2例O2、6例O3，另外还有4例属于O的样本在O1-M119、O2-M95 及 O3-M122 三个位点中均无突变，被划分为单倍型类群 O*。9 例样本属于单倍型类群 Q，并在 M-120 位点处发生 T→C 的突变，被划分为单倍型类群Q1a1。 ”并认为“因此在横北人群中检测到的单倍型类群 Q1a1 可能来自“戎狄”，该文中提供了这22个个体的STR和SNP。
二、2014年数据
2014年赵永斌、李红杰等，发表了英文版《Ancient DNA Evidence Reveals that the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Q1a1 Admixed into the Han Chinese 3,000 Years Ago》《古代DNA证据显示Y染色体单倍群Q1a1在3000年前融入中国汉族》，对27个古人的阶层和埋葬姿势进行了分析，数据量比2012年有所增加（2012年文章为22个个体）。
阶层分为Aristocrat（贵族）、Commoner（平民）、Slave（奴隶）三种。
姿势分为Prostrate（俯身葬）、Supine（仰身葬）两种。
这27个个体的情况明细为：
贵族个体有6个，有Q1a1-M120（3）、O2a-M324（1）、O2a2-P201（1）、N（1）四种。
平民个体有14个，有Q1a1-M120（8）、O-M175（3）、O2a2-P201（3）三种。
奴隶个体有7个，有O2a-M324（3）O1b-M95（2）、O2a2-P201（1）、O-M175（1）四种类型。
从大致分布看，2014年的数据，Q1a1-M120主要为贵族和平民，O-M175和O2a2-P201主要为平民，O2a-M324和O1b-M95主要为奴隶。
但这次数据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是M1-M22的标记与考古编号无关且混乱；二是对于JH3个体（这个个体是O2a），根据考古信息推断此人应为陪葬殉人，而却被认为属于贵族Aristocrat。
三、2018年数据
2018年，杨宣的硕士毕业论文《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学研究》，增加了更多信息，也更为清晰。
论文中给出了三名高级贵族中一人为周王同族嫁女，二人为倗伯，其墓葬特点：“在贵族中，M1 墓主随葬5 鼎5簋，伴随有荒帷的出现，暗示了墓中女主人的高地位及与周代贵族的关系；M2墓主随葬3 鼎1 簋，M2158 墓主随葬8 鼎2 簋，根据铭文记载及随葬规格确定二者为两代倗伯。”
碳同位素分析“该墓地人群以C4 食物（主要包括粟、黍、玉米等，注释：这里是列举玉米属于C4植物，不是说该墓地里有玉米）为主，部分个体包含了一些C3 食物（主要包括稻、麦、大多数的蔬菜水果等）”。说明这些人饮食主要是四碳类的粟、黍等中原作物。
氮元素营养状态分析为“动物蛋白摄入量显示：贵族墓主 > 庶民墓主；倗伯墓殉人 > 非倗伯墓殉人；晚期人群 > 早期人群。”
更为详细Y染色体和陪葬品的信息是丰富的，具体信息为：
数据结果是惊人的，随葬有鼎的3个贵族，全部为Q1a1a1a（3），6个庶民阶层中：Q1a1a1a（5）、C2b1b（1）；4个殉人分别为O2a2b1a2a1（1）、O2a2b1a1a（1）、O1a（1）、C2b1（1）。文章认为，Q1a1a1a可能来自蒙古草原乌兰朱和文化人群（Ulaanzuukh）的后裔，这种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我之前写的一篇《俯身葬和战车：这些商代考古因素来自蒙古草原Q-M120人群》里也有相同看法。
2018年数据和2014年数据对比，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Q1a是倗伯已经确定无误，且Q1a社会地位最高，构成了贵族的大部分或者全部。
平民中大部分为Q1a，少数个体为Q之外的类型。
O构成了奴隶中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这些仆人和奴隶，更多的是土著人群。
文章还对墓主人和殉人的常染色体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在常染色体上已经无区分：“Hengshui_Z 和Hengshui_X 两人群没有明显的差别且与现在东亚人群聚类，在遗传成分上表现了一定的相似性，说明了墓主和殉人可以看做一个人群进行分析”
从PCA图上看，也可以看出两者基本在同一位置，说明贵族和奴隶的常染色体差异不大，但两者的父系Y确实截然不同，贵族都是Q，奴隶主要是O，少数是C。
使用admixture软件分析，也可以看出，不同阶层的倗国人，其常染色体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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